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行政应急权使用研究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主要包括紧急规制的创制、司法的限制、行政权的扩张三方面内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行政应急权的使用可划分为权力的确定、启动、实施、中止几个阶段。影响行政应急权使用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宏观层面的应急管理体系决定着行政应急权应然层面的基本内容与使用过程,承担权力使用的主体与运行机制决定着权力使用的方式与效率,在法治文化综合下则是应急权使用的实际效果。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应急管理体系与重视法治文化的培养,既可以从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保证应急权的及时、准确、顺畅行使,也是实现应急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支撑。

“与时间赛跑的立法”:行政应急权的生成及其逻辑考量——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立法机构在应急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未被系统研究。在过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与时间赛跑,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进行紧急立法授权,生成政府应急防控急需的行政应急权,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法治支撑作用。原本被“虚置”的人大决定权也因承载着行政应急权的生成职责而被应时激活。地方人大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生成行政应急权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遵循着三重基本逻辑:其一,应急防控亟需权威机构紧急立法,以确立紧急时的社会规范,即紧急立法需求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前提;其二,人大决定权的准立法性、应急性与补缺性等属性与应急功能高度匹配,具备紧急立法能效,即立法功能匹配是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要素;其三,“上位法”与预先设定应急权的重申、行政应急权优先性的确立以及临时管控权力的新授是行政应急权生成的三个面向,即确权与新授是各级地方人大生成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路径。

公共危机下行政应急权适用问题研究--以公权与私权冲突为视角

当今社会,行政应急权作为行政主体应对突发事件而适用的一项重要权力,能有效促使社会公共秩序由危机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然而,行政应急权作为危机状态下公共权力的一种暂时性扩张,必然会造成个人权利的相对克减,引发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这是行政应急权的适用困境。在现存法律规范下,合理适用行政应急权不仅要以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依据,还应在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贯彻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使行政应急权在法治的道路上运行。

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

行政应急权力的正确使用是有效解决灾害事件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对应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行政应急权力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灾害事件中应急权的使用应做到事前的权力来源的立法完善、权力主体的确定和应急机构的设置;事中应确定应急权行使的条件、原则、内容、对象、范围、程序和时间以及对应急权的监督;事后通过立法手段、司法手段及采取行政问责制的方式对行政应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对灾害事件中行政应急权的行使确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行政应急权属性分析

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对传统的行政权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基于行政权的消极作用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客观性冲突,研究行政应急权的属性对于行政应急权法治化进程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分析行政应急权的属性,以此量化行政应急权的权限。

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的法理解析与制度建构

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行政应急状况来看,实践中存在着大量基层自治组织滥用行政应急权的现象。原因在于现有立法缺乏对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的相应规定,相关行政应急理论研究薄弱。行政应急权本质是适用于紧急状态的行政权,其应急性特征导致权力的行使具有多个特色,其中就包括权力行使主体扩张到基层自治组织。以行政委托方式解释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的权源,基层自治组织只能行使行政应急权中的实施权。基层自治组织仅能作为应急行政的执行主体,实施该种权力的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上岗培训,熟知行政应急权的基本行使规则。此外,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的权力行使程序、权力行使方式和手段、权力救济程序等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法治原则视角下行政应急权之检视与规制

行政应急权对于现代国家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助力社会由失序状态回归有序状态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基于行政应急权的集中性、扩张性、程序简化性以及较大的法益侵害性,有必要将之纳入法治体系予以规制。法治原则统合下的应急法治原则、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在突发事件中仍有发挥效力的空间,将行政应急权置于上述原则进行检视能够发现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应急性行政权力行使的一般规则。应当将组织化层级监督、风险评估机制作为行政应急权的内部规制路径,并结合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政相对人的外部规制路径,将各类应急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重大疫情下行政应急权的争议与化解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我国政府果断地行使行政应急权并抑制了疫情的发展。为了保障国民的生命安全,本次疫情采取的管控措施之严格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有不少学者关注到行政应急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公民权利限制方面。部分学者对一些管控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产生了争议。运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分析发现,产生争议的“症结”在于:紧急状态法制体系不完善、行政应急规范性文件缺乏监督以及行政应急权规制上的司法不协调。通过完善紧急状态法制体系、发挥合宪性审查制度监督作用以及明确事后司法审查标准可以化解这些争议。

抗旱背景下的行政应急权探究

从很多指标衡量,干旱灾害都位居所有自然灾害之首,中国干旱灾害已显现加重趋势。抗旱背景下的行政应急权,在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上可分为宏观管理类、增加水源类、用水管控类和征用私人财产4类;在学理上可分为抗旱应急强制权、应急指挥权和应急处罚权3种。多学科视角下,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分别为抗旱背景下的行政应急权提供了伦理、法律和政治基础。

我国行政应急权法律规制完善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呈现出频次高,情况复杂,牵涉广泛的特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政能力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行政应急权作为非常态下的特殊公权力,急需对其进行系统的行政法学思维的规制和梳理。基于此,探究了行政应急权的定义,特征,分类,在我国的现状与不足,以及相应的完善路径。

疫情影响下行政应急权的边界探究——以湖北孝感17号令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和国际的影响显而易见,我国在抗疫的过程中果断行使行政应急权,及时地对疫情进行控制,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此次抗疫措施空前严格,有关管制措施的发布与执行也存在是否越界的争议。17号令作为行政应急权的外在表现,具有明显违背法律规定、扩张适用法律依据、明显违背基本原则的问题。通过分析该法令的问题,明确行政应急权的边界,对完善行政应急权的行使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应急权的法律规制

行政应急权的概念在我国实践中虽然出现得较晚,但在理论界已经是热议的话题,虽然还没有非常深入的理论研究,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实践中政府在疫情时期行使行政应急权时也逐渐暴露出行政应急权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不足。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目前的行政应急权现状和问题,针对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监督措施不够健全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改进的措施。

行政应急权行使的条件及其限度探究

行政应急权是非常态下的一项特殊权力,具有应急性、条件性、有限性及行政权力属性。行政机关在满足存在现实或是较大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行使权力的主体适格、主观上要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得超过必要限度这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行使该权力来快速恢复正常秩序。当然,行政应急权不是无限权力,它的行使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严守正当程序原则并且不得超过权利克减的最低限度。

论行政应急权的合宪性控制

从人民的自由权来阐释行政应急权核心,从公法学原理来剖析行政应急权本质,都可以发现应急权的反宪法特性。然而,衡量其所依据的紧急自卫和国家理性的正当基础,却又使得人们在理解行政应急权与宪法的关系时变换立场。但在理论交锋和实证分析之后,我们便会从合宪性控制这一根本点出发来规范行政应急权,因为宪法的规范功能应该不仅在平时,而且在危机时,也要被证明是可靠的。我们只有对反宪法的行政应急权进行本质分析才能找回危机时的宪法效力,并通过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的审慎设计来最终构建现代法治国家中合乎宪法控制的行政应急权。

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威胁及其司法规制

行政主体行使行政应急权处置突发事件,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共利益,但又容易忽视个体正义。目前,行政应急权概念之"滥"致行使之"乱",行政应急权规制上的立法与司法不协调,行政应急权对当事人行政诉权的不当限制以及司法审查路径的缺失,导致行政相对人权益难以保障。借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制度,从行政复议前置、受案范围、当事人资格、管辖制度、证明制度、变通执行制度、判决方式等方面系统构建应急行政诉讼制度,明确行政相对人拥有应急诉权,并启动应急行政诉讼,有利于平衡公共利益与行政相对人权益,让行政主体更好地应对司法审查,丰富法治政府之内涵,最终有力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论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大农村效仿武汉“封城”采取“封村”“封路”措施,其合法性争议反映基层自治组织可否行使行政应急权的论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对立观点源于基层自治组织的历史定位,区分点是应急管理中基层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因政府主导型应急管理体制无法恰当应对突发事件,管理学主张基层社区主导型应急管理体制,但在我国并不可行。基层自治组织基于行政应急需要行使部分行政应急权:第一,基层自治组织应遵循行政应急权运行原则,应急原则解构权力主体扩张,“封村”等实践合法性需靠基层自治组织对突发事件自卫权阐释,未来立法需从多角度确立其合法性;第二,基层自治组织原则上配合行政机关行使应急处置权,发生突发事件紧急情况,基层自治组织应临时行使突发事件的确定权及必要处置权,也应及时履行上报行政机关义务;第三,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行政应急权应遵循行政应急权运行一般程序规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应急性权利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有着严重的威胁,对此行政机关有必要利用行政应急性权力积极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行政应急性权力应用得到充分体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基于此,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应急性权利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完善行政应急法治体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对策,进而提高依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素质和能力,保障公共卫生和社会法治的持续稳健发展。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下行政应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究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政府纷纷行使行政应急权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突发事件。行政应急行为与常态行政行为有所区别,具有实施的紧迫性、行政权力的扩张性以及程序的简易性。基于上述特征,行政应急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减损则更为显著。因此,对于行政应急行为的司法审查便有了适用的现实基础,为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但目前我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在实践中亦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以美国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为例,借鉴欧美法治发达国家先进立法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应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突发事件下的司法应急机制研究

在突发事件下,常态化的社会法律关系发生改变,行政机关在应急状态下采取的非常态化行政应急行为具有集中性、扩张性、单一性特征。若不能有效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势必造成公民权利的克减,进而危及社会应急法治。突发事件本身可以进行纵向、横向的分层,行政机关享有的行政应急权力的大小、受制约程度也因突发事件的不同状态而有所不同。在一般公共突发事件平稳期和恢复期,司法机关可以建立应急管辖、应急法官、应急速裁的应急机制,有效应对急剧膨胀的行政应急权,以羁束或保障行政应急权的平稳高效行使,完善权力制衡体系,恢复社会常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