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思想史视域中的行政哲学探讨

现阶段,我国行政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深化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而行政思想史的视角则为我们探讨行政哲学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从行政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可以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与实践的方法从行政思想与行政生活、人性假设与行政生活、利益关系与行政生活、真善美与行政生活四个方面开展对行政哲学的探讨。

1887年前:公共行政学及欧美国家不同范畴的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公共行政学系自威尔逊始,忽视了1887年之前欧洲学者对这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方面。事实上同宪政思想一起的行政法的研究正是掀开公共行政学全部内容的先声,并在国家层面形成"宪政—分权"基本关系。威尔逊的研究是欧洲成果在美国的延续,但"政治—行政"关系并不是他及古德诺倡导的"分离"原则所概括的。政治中的行政与行政中的政治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从来不曾分离开来,他们实际上都服务于国家层面的"宪政—分权"关系。这一认识不仅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对于发展中的世界都有极深的现实意义。

社会科学的身份之争与公共行政研究的分化

社会科学历来存在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也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前,公共行政的研究者持有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的科学信念,并把建立行政科学作为自己的使命;30年代之后,"霍桑实验"的结论大大动摇了公共行政研究者的科学信念,并与现实中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改变一道推动了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破产,推动了公共行政的非正典化进程;50年代,当公共行政研究者已经整体上摒弃了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的时候,社会科学家则在整体上重新投入了科学追求的怀抱,这种矛盾在公共行政研究者内部形成了巨大的紧张,并最终在实践的工具主义诉求的推动下造成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分化,形成了公共行政的两大理论阵营。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