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算法隐患及其治理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作为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经问世便引发各行各业的关注和担忧。就行政决策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行政主体实施社会数据采集分析、行为预测、方案演绎,进而辅助行政决策的信息采集、关键问题识别以及决策方案的最优化实现。但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行政决策的三个阶段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训练数据库的片面性可能会导致信息的不公正、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算法黑箱可能会引发公众对行政决策透明性的质疑。若要最大限度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应当强化算法歧视治理、明确技术的辅助性地位、增强算法的参与性,以此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行政决策的深度融合。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论行政复议的适当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行政复议机关审查被申请行政行为的两个审查标准。适当性审查与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表述不同但内容一致。合法性审查是形式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是实质合法性审查,因此,适当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构成了一种从“从形式违法到实质违法”的双阶审查方法。在形式合法性已经确认的前提下,针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内容,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从合目的性、结果可接受性和利益权衡三个面向作适当性审查。

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困境及功能优化

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当事人申请意愿低、复议机关抵触情绪大、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效果差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包括审查主体定位不当、审查标准与行政诉讼趋同、审查机制与审查后果不匹配等,而根本原因则在于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偏离了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根据行政复议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的首要功能是预防和纠正不合法、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辅助行政争议的解决;同时,该制度还需兼顾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目标。这与行政诉讼中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以及备案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存在明显差异。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功能应当与复议制度的整体功能保持协同。以此为指引,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主体应被限缩解释为对规范性文件有监督权的上级机关,审查标准应被扩张解释为广义合法性审查标准,审查程序应在考虑有效监督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作平衡性设计。

违反上位法规定:偏离与背离——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为中心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备案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规定主要有“不一致”和“相抵触”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不一致”,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偏离”。它可以分为符合上位法目的、原则的“不一致”和不利于上位法目的、原则实现的“不一致”两种情形。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相抵触”,是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在调整同一对象的规范内容之间发生“背离”。它可以分为背离上位法的明文规定和背离上位法的目的、原则(隐性规定)两种情形。对探索性改革措施和创设性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时,备案审查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审慎作出合法性判断。

行政法典化的渐进主义路径

行政法典是规范行政权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最高级别的规范形式。法典化反映的是编纂法典的动态的发展趋势,其表现形式可以是多元化的,构造可以是多层次的,发展可以是渐进的、多阶段的。行政法典的理论构想包含行政法总则、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三种模式。行政法典化受行政法体系、立法成果、行政法理论以及文化等因素影响。从目标定位来看,要降低理想型、高级形态行政法典的预期,采取一种更为务实的局部性、适应性、渐进性、阶段性为特征的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在功能主义与渐进主义的双重视角下,把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实现路径,更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基于OBE理念的农业院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路径探析——以东北农业大学为例

在农业院校中,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基于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和持续改进3大原则,被广泛应用到农业院校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文章以OBE理念为指导,结合东北农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实际,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路径。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的产生机理、诱因与破解路径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政策要求及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成为当下迫切需求。当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不足与资产闲置浪费并存,呈现出“强调存量资产效能释放、效能却无法释放”的共享悖论。本文遵循“产生机理—诱因分析—破解路径”的逻辑框架,以社会困境理论为基础,深入挖掘共享悖论产生的逻辑机理。研究发现,共享成本引发的成本约束以及政策和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决策噪音,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共享悖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按照多种悖论要素细分,秉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理念,构建和完善国有资产共享体制下的政策执行保障路径,以期打破现有悖论,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高效利用与保值增值。

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运用

2023年《行政复议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即构建了以变更决定为核心的行政复议决定体系。这一修改更加贴切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行政复议也能够进一步避免程序空转,真正发挥出解决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但是,抽象而出的规则面对复杂具体的个案,仍会存在诸多理解和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有必要对新法中的变更决定条款作出解释,进一步细化其实践运用。具体而言,在事证明确类案件中,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基于两种理由作出变更决定,一是适用依据正确,但是行政行为内容不适当,包括明显不当和一般意义上的“不适当”,以是否具有规则性条款或者裁量基准,建立双重审查标准体系;二是未正确适用依据,包括违法和不当适用依据的情形。在事证瑕疵类案件中,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变更决定,但事实认定过程对专业性要求高以及案件事实疑难复杂的情形,可以适用撤销决定。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半正式行政文化:乡村善治的文化基础

半正式行政文化是支撑基层政权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一种文化样态。以“主体身份—场景特征”为分析框架,建构乡村治理的4种文化类型。其中,半正式行政文化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既有别于正式行政文化,也不同于非正式行政文化,更区别于类行政文化,是三者之外、生长于非科层化治理场景的一种文化形式。在实践中,半正式行政文化以压力型文化、反支配型文化、自主型文化和博弈型文化自上而下的生成过程为内在逻辑和推进乡村善治的文化基础。半正式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有助于重新认识半正式行政的演变脉络及其对“治理有效”的作用,揭示出未被现有研究关注到的“文化缺失”问题,进而建构出一种走向乡村善治的文化图式。

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与多重功能——基于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考察

政策试验是中国改革的常用话语叙事,各级领导人对政策创新的试验路径均给予肯定。政策试验通过局部地区的试点开展,构建议题学习网络,增进多主体互动,利用各方知识开展认知学习,从而推进政策创新与治理变革。从不确定性的视角,提出政策试验的“议题情景—功能定位”分析模型,区分政策试验的四种类型,即生成型试验、测试型试验、倡导型试验、拓展型试验,并分析不同试验类型的功能定位。生成型试验适用于深度不确定性的决策议题,政策干预的选项及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提出概念性质的愿景目标,传递出新信号,鼓励地方政府开展创新探索,将愿景目标转化为操作方案;测试型试验适用于政策干预的内部效度具有不确定性、决策系统已经确定的政策选项,通过局部试点进行评估学习;倡导型试验针对外部效度的不确定性,通过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试验,从差异性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校准政策工具;拓展型试验针对内部和外部效度已经得到检验的政策工具,决策系统通过议题再建构,将新理念、新工具拓展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考察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历程发现,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经历了地方创新、多方参与、扩大试点、议题再定位的演化历程,发挥了方案生成、效果检验、经验推广、治理变革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了政策试验的功能图谱。在改革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具有持续的互动学习,经由概念学习将模糊目标转化为创新方案,经由评估学习、示范学习、迭代学习,将地方探索的成功经验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表明,政策议题的不确定性对试验模式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政策试验的组织模式及功能定位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

自动化行政法律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自动化行政是实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必经环节,彰显出技术治理的显著优势。但在算法决策固有弊端的作用下,自动化行政面临造成公法和私法责任混淆、侵犯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等多种法律风险。造成这些法律风险的原因在于“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亦即法律治理对“权力—权利”平衡格局的保障不足。为此,应通过细化行政主体责任承担制度、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制度等举措对自动化行政法律风险予以防范与化解。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在“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之间:乡镇基层治理的综合情理与实践智慧

“情理”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结构位置,但其具体实践依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浙北W镇综合行政执法分局的基层实践,根据基层行政执法部门的行动指向和实际控制权两个维度,采取了秉持人文关怀、外借权威、联合避责等行动策略,以应对治理场景下的工作压力和提高治理效果。执法部门的“情理”运作有着深刻的实践逻辑,即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符合社会期待、维持部门组织自主性、降低治理风险性等多维的情理维度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行政效率”与“地方文化网络”动态交互而成的实践智慧。

论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

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是我国《行政许可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要求,也有助于推进规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以应对市场失灵,配合国家政策执行等正当现实需求为基础。设定者应以许可事项与许可规制能力范围的匹配为考量,将行政许可用于适合由其规制的事项上。行政许可事项的合理设定还应恪守必要性限度,遵循自生秩序优先、柔性工具优先等设定原则,审慎利用许可规制,以求实现更好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