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模式——基于《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和196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规则在理论与实践上还存在一些分歧。研究发现在证据范围上,立法预设的证据主客观性规则被司法实践束之高阁,甚至沦为累赘,而司法实务中裁判者更为关注证据的真实性,以致出现“孤证故排除”“印证故采纳”“无奈故排除”的行刑证据运用模式。在证据审查标准上,以单一行政标准或刑事标准的简单判断逻辑将证据审查引入了歧途。就《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而言,其规范内涵是行刑证据衔接规则而非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资料”应当允许所有关联证据进入刑事诉讼,进而以体系解释的方法将刑事诉讼规则融贯起来,形成系统化的证据规则控制体系;“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采取行刑双重标准并且以权利体系来构建。

食品安全执法证据标准的构建思路——基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的思路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危及广大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过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食品安全的执法证据标准比较模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食品安全案件会涉及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转化,而证据是程序的灵魂,程序的转化必然伴随着证据的转化。因此本文基于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的思路,来探讨食品安全执法证据标准的构建,以期对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转化,加强食品安全案件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实现食品安全案件在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高效高质移送和对案件的准确处理能有所帮助。

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以书面言词证据为中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行政机关依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可以直接进入刑事诉讼,对于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则未予明确。在比较法上,行政程序中获得的书面言词证据原则上不具有刑事可采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存在不同立场,反映了刑事证据法中自由证明理念与权利保障理念的对立,前者在立法和实践上已遭到诸多背离,应在后者的基础上反思这一问题。行政机关收集的书面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应当区分原则和例外。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转换与运用——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因违法数额之大、违法后果之严重而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已经成为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随着《行政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继出台，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证据能力条款还是证据转化提示条款,应结合证据能力理论的基本法理进行讨论,即应将该条文理解为赋予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并不绝对导致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在区分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行政主体应当包含授权行政组织,但不宜涵盖纪检监察部门。对条文中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应作限缩解释,强调其与四类证据具有同质性。对现场笔录的适用,应区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应证据形式,作分类适用。强化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要注意加强对瑕疵证据的补正和行政执法人员出庭。对瑕疵证据补正可以使用刑事诉讼法54条的规定予以补正;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的适用其他人员条款。

行政执法所获证据与刑事诉讼相衔接之程序制度初探

《刑事诉讼法》允许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相关实务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具有其正当性。但是其既带来积极意义,也存在着诸多消极影响。对此,我国应当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予以规制,扩大积极意义,减少消极影响。实体方面可以以实务中可能存在之情形予以分类,分为行政机关在正当行政执法过程中所获之证据、相关机关假借行政调查之名所获之证据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调查之证据,并采取不同的方式。同时依移送——审查与处理——监督的流程设计相应的程序方面措施,以保障这一条文得以正当实施。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近年来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法衔接存在相关衔接规定位阶低、证据转化规定不完善、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不利于两法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两法衔接制度的完善,一是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如何使在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材料适用于刑事诉讼等程序性问题,作出细化规定。二是要制定证据转化制度,对在行政执法中搜集的言辞证据一般应重新取证,实物证据则可以在审查后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三是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完善监督体系。

对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外,一般都不进行违法与犯罪的区分,大多采取定性的方法来界定犯罪,定量的方法则只对量刑有意义。在我国,则采取定性加定量的方法来界定犯罪。即按性质和程度,对违法行为实行分级处置：从违法（包括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到犯罪。在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时,其性质即由行政违法行为转变为犯罪行为。因此,许多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在行为形式是一致的。

刑事诉讼中行政执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研究

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过程中,证据的可采性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新刑诉法第52条对可采的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证据形式等内容作了规定,弥补了刑诉法典在这一程序上的空白。同时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该问题在各自的规定和解释里对新刑诉法条文予以了细化,对"行政机关"作了扩大解释,增加了可采的实物证据种类,对言词证据作了例外规定,并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整。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条的含义还有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浅析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采纳

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客观上触及刑事法律，需要对其给予刑事处罚。新刑事诉讼法中对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以直接运用到日后的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解释，都没有能很好解决行政执法证据在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文本

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涉烟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转化与运用

近年来,我国涉烟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规模化、集团化、专业化的趋势,社会危害程度较大。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查获的很多行政违法案件经过调查取证,往往发展成为刑事犯罪案件。这一过程中,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取得的各类证据必须随案移送,并在以后的刑事侦查和诉讼中进行转化和运用。如何确保行政执法证据合法、有效收集,在刑事诉讼中切实发挥作用,真正起到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的效果,是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日常调查取证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论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问题

基于我国立法上的二元违法制裁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规定得不一致,审查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标准不清晰,势必会影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因此,应根据各种证据种类的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可以转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及情形予以统一明确化;审查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种类以及是否属于刑事非法证据等,认定其是否具有作为刑事证据的资格.

论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运用

行政执法证据是行政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执法的核心。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终于从法律的层面规定了有关证据转化的问题，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使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终于实现了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证据转化作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内容同样也面，l占着诸多问题。本文将基于本次《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行政执法证据的内容，对行政执法证据作为刑事诉讼证据运用中的范围作出分析和论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核心是实现证据的衔接与转化。本文从理论基础、主体、联系方式等方面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路径,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确保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快速实现司法公正。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

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刑事司法机关并不能完全独立办理案件,一个机关的力量太过微弱,往往需要其他机关配合调查。在行政执法案件与刑事司法案件的交叉领域,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办案时间,证据的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的问题,学者们观点不一,新修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的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证据的衔接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文章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完善立法,以求将证据的衔接问题运用到现实中去。

论行刑衔接中行政执法证据的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打破了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据合法性认定上必须有适格取证主体的硬性规定。为了限制大量行政证据无序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立法从行政证据的准入范围和使用方式上进行了控制。然而实践中为了片面提高办案效率,办案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规避法律,将大量本应重新制作收集的言词类行政证据直接混入刑事证据体系来认定案情,给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带来较大风险。从完善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长远未来出发,一方面应淡化行刑衔接中取证主体作为证据合法性必备要件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应逐渐完善传闻法则、关联性法则以及合法性法则等证据规则,从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方面提高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门槛,实现行刑衔接的高效科学运转。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律问题研究——以“两法衔接”的证据转化为视角

2017年环境保护部、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两法衔接工作办法》),为推进“两法衔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学界的讨论和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发现“两法衔接”依旧存在严峻的问题,例如各部门工作衔接不畅、分工配合不充分、有案不移、证据转化不畅、检察机关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等。其中,证据转化是“两法衔接”的核心,在刑事司法中只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有效打击犯罪,是目前真正阻碍“两法衔接”的最大问题。本文从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转化、应用角度为出发点,通过对案例的具体剖析,发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证据在种类、取证程序、认定标准上均存在差异,导致“两法衔接”的不畅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针对这些问题结合理论知识,提出构建证据转化制度、规范取证程序、加强证据实质审查力度等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