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行政抵抗权立法

澄清行政抵抗权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并通过完善立法对行政抵抗权进行规范,对于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意义重大。从字面上看",抵抗"与"和谐"格格不入,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目前我国行政抵抗权立法状况是全国性单行立法和地方统一行政抵抗权立法相结合,存在单行立法覆盖面小实施效果差,地方立法效力等级低适用范围有限的缺陷。建议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在行政程序法中统一规定行政抵抗权,以弥补当前立法的缺陷。

行政抵抗权的法理学基础

行政机关做出的明显重大违法行为,如乱摊派、罚款不出示收据等,在行政法学中被称为无效行政行为,我国个别法律、法规对此规定了行政抵抗权。然而,由于对行政抵抗权法理学基础认识不充分,行政相对人心存疑虑,行政机关心怀抵触,影响了权利的实现。行政抵抗权的三个法理学基础是:人民主权理论、基本人权理论和权利救济理论。我国应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在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中规定行政抵抗权。

从拆迁的视角看行政强制权与行政抵抗权的关系

行政强制权与行政抵抗权既有其"冲突"的一面,又有其"一致"性,具体到拆迁中,前者要求在拆迁中坚持法定、比例、程序三原则,后者要求在实践中坚持正义原则、诉讼原则以及教育原则。

浅议行政抵抗权

近年来,随着国家管理民主化水平的提升和相对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相对人的抵抗权问题,日益引起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的关注。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是合法的,行政相对人在面对违法的行政行为特别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时,有没有一种法律所支持和认可的抵抗权？如果有,这种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的法理基础和制度价值性何在？从这些问题出发,旨在探究行政抵抗权制度。

论行政抵抗权的性质

在我国,行政抵抗权制度仍处于理论设计层面,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化体系。基于这种现状,从性质上探讨行政抵抗权,对于抵抗权的制度化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对行政抵抗权性质的讨论,明确行政抵抗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进而为铺平行政抵抗权制度建构的理论道路尽微薄之力。

论行政抵抗权的实现

行政抵抗权,不仅仅是道德的号召,更是法律的承诺。虽然其既有宪法上的理论依据,也有行政法上相关制度的支撑,但行政抵抗权目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仅仅是推断出来的应然权利,而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实然权利。对于自身合法权益正遭受侵害或侵害威胁的普通民众来说,行政抵抗权,应是一种利益表达的特殊方式,其不应消释在以维护稳定为基本内容的传统行政执法模式之中。确立行政抵抗权制度,不但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规范相对人行为,而且可以约束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同时也是对我国传统权利救济机制的充实和完善。

反思与超越:中国语境下行政抵抗权研究

抵抗权在西方国家产生后,先后在政治层面、宪法层面以及行政法层面得到发展。由于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理论上和实证上的困境,作为程序性权利的抵抗权也存在诸多困境。因此需要设计行政抵抗权制度构建的路线图,并创设相应的结构模型: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抵抗权制度,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以及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请求宣告无效之诉"制度。

浅论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行政法领域发生的相对人直接抵制公权力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本文立足于梳理相对人抵抗权及其理论基础,阐明行政行为无效理论虽为保护相对人权利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追求方向,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抵抗权在一些法律规范中有所体现,但最终实现相对人抵抗权的法律化,构建完善的抵抗权制度,还需要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方面合力解决。

相对人对准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

行政抵抗权,是指法律赋予受无效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组织出于对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必需,对无效行政行为所设置的义务进行抵制和不服从的权利。探讨无效行政行为以外的另外一种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抵抗权对象的可能性及相关的制度设计。

我国行政相对人抵抗制度研究

对抵抗权的研究由来已久。抵抗权的概念在西方最早可追溯到希腊时期，同时在东方儒家思想中也有体现，但它们都只是在政治层面的论述。美国在18世纪就已将抵抗权思想纳入到宪法之中。但是在我国，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对抵抗权有明晰规定。本文从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概念、特点以及我国行政抵抗权的发展现状出发．借鉴他国关于抵抗权的规定．提出了在我国建立行政相对人抵抗权制度的构想。

试论无效行政行为——兼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构建

无效行政行为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引入的具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抵抗权和有限公定力原理。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有一般标准和具体标准。我国应完善无效行政行为的制度设计。

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

为人民拥有抵抗权提供理论支持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难以论证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正当性;从公民在民法和刑法上享有的正当防卫权衍生出行政相对人抵抗权,混淆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权利的非扩张性与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与否的判断不可靠,也制约了行政相对人行使抵抗权的可操作性。但鉴于重大且明显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巨大损失,立法应赋予行政相对人特别救济权,这既能有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