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动因与模式的理论逻辑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行政改革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和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国行政改革的动力、方式、方法与模式也不尽相同。行政改革的历史告诫我们,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能获得成功。因此,探讨行政改革的动力与模式,挖掘其一般性、普适性的内在理论发展逻辑是极其必要的。

人大版公共管理译丛出版与行政改革的互动及学术史评价

20世纪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席卷全球,诞生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西方行政改革理论与中国适应市场经济进行行政改革所需要的理论相契合。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传入中国便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整理、翻译西方的研究成果,出版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为行政改革主体提供了看世界之窗。这一阶段中国的行政改革借鉴并引入运用西方理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丰富多彩,包括译者在内的公共管理学界结合西方理论进行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西方的理论,创造了大量的本地化行政理论,促进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行政理论上的自信已经形成。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治理步入了现代化。译丛出版实现了良性循环,得到了公共管理学界的好评。

进一步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 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荆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湖北荆州司法行政系统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立足“一个统抓、五大职能”工作布局,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以高水平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荆州篇章。

论行政改革权

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进行行政改革,但效果均不理想。笔者认为,未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解决行政改革权问题,是改革成效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改革具有权威性、统一性、严肃性,并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首先要明确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根据其位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之间来划分行政改革权,并对其运行予以必要的制约。

论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

该文从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次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入手,探讨中国行政改革权的法制化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改革权的设定、归属、范围及监督等方面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中。行政改革权的运行十分混乱。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继续顺利向前推进的一个瓶颈。我们必须对行政改革权的各个要素加以明确,使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

中国学术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述评

学界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其行政改革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研究者通过政治学、行政学、史学等视角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的梳理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行政传统与行政改革——法国与意大利行政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传统对行政改革的价值重塑、改革路径选择以及改革效果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拿破仑行政传统作为欧洲公共行政的四大传统之一,其理念与欧洲近三十年来开展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模式的行政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法国是拿破仑行政传统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深受拿破仑行政传统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展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的行政改革,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得到了不同的改革效果。其行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战后中日两国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国家行政活动必须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不同程度地进行自我调整,这是行政管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代世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现行社会制度的结构,保持政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上都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改革作为当代行政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普遍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国家把行政改革视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有力杠杆.中日两国是一依带水的近邻,虽然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政体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战后以来两国都把行政改革作为政府重大行政行为和战略决策,进行了各自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比较两国战后行政改革的背景,发展历程、内容、模式和成效,对拓展行政学研究领域,总结我国行政改革的得失,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行政改革经验,推进我国今后的行政改革无疑是有益的.

试论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新趋势

新公共管理是 2 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共同趋向。了解分析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趋势及特征 。

25年来国外行政改革分析与评价

国家意义上的行政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经历了统治行政、放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这样四种模式;服务行政是2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行政改革的最新目标,其最初动因来自于全球一体化对传统行政的冲击和企业管理成效对传统行政的启发,以及政府全能主义管理造成的行政危机;从逻辑和关联度看,对这场行政改革有支持作用的理论至少涉及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治理理论以及管理主义思潮等五种;行政改革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公共部门的民营化、公共管理的企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及公共运营的信息化;国外行政改革在展示它积极一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需要客观对待的悖论,即政府中介性与企业私有性的矛盾、政府公益性与企业赢利性的矛盾、政府公共性与企业封闭性的矛盾以及政府绩效模糊性与企业绩效清晰性的矛盾。有关国家行政模式、改革动因、改革理论支持、改革总体趋势以及改革悖论的总结归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当今国外行政改革的实质,确立积极心态和正确的行动策略是必要的。

行政改革中的价值重塑与制度重塑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央政府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 ,然而都始终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不合理的行政价值取向和无效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制约着政府行政改革的进程 ,这亦是行政改革的难点所在。因此 ,只有进行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重塑 ,政府行政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从权力边界的确定探索中国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本质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行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权力边界的重新确定。行政权力有两条重要边界:内边界和外边界。在制度边际成本持平处权力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选择是从确定权力的内边界开始过渡到确定权力的外边界。确定权力的外边界是行政改革的目的,同时也是进行彻底的行政改革的必走之途。

论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改革战略的正确选择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前提。未来的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走出纯粹的组织变革层面,进入组织变革、职能变革与政治变革三重良性互动的全面变革时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党委的纵横关系中,增加县级政府在行政改革中的自主性和县域公共利益的代表性,依据县域特殊性寻求政府职能与机构的合理性,变革权力结构,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格局,是新时期县级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以行政改革视角看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趋势

由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公共部门属性,金融监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改革的影响。因此,使用行政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研究金融监管的变革方向,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该文从研究行政改革对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效应出发,认为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将呈现出多元主体的合作加强、公众参与治理程度提升、中央银行职能地位突显、地方政府监管责任更加明确和金融监管领域不断拓宽等趋势。据此提出,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要兼顾好市场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更加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选择式强镇”:镇级行政改革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镇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与经济社会发展极不相称,严重制约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地方政府开展了简政强镇改革,核心便是通过下放权力来扩大镇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但县级政府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通常选择性地推动改革的实施,可以归纳为"选择式强镇",其表现形式为地方政府上下级改革目标不一致、注重"形式绩效"的改革过程和县级不合理的权力下放,这种"选择式强镇"揭示了地方行政改革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同时反映了自上而下治理模式之下的一种灵活变通的行为,更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缩影。需要从整体意义上进行镇级治理的制度设计,破除改革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镇级政府的职能与机构设置,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