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阳光执法 增强行政效力

2010年以来，山东省威海市价格监督检查局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为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的切入点，紧密结合价格监督检查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全市范围内着力推行以“理性、公开、文明、规范”为主要内容的阳光执法模式，打出教育、制度、监督的“组合拳”，抓好“三个转变”，努力打造价格主管部门服务型检查的良好社会形象。

党政联合发文的行政司法效力研究——基于100份行政裁判文书的分析

党政联合发文因其兼具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的双重属性,对相关机关职责及公众权利义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具备进入行政司法审判的可能性。对100份涉及党政联合发文的行政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发现,党政联合发文的纠纷常集中于信息公开与司法审查两方面,且在司法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通常不被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列,仅作为法官裁判说理时的参照依据。为了充分发挥党政联合文件的功能价值,缓解其与现行司法适用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必要通过明确党政联合文件的法源地位,构建实质审查标准以及完善司法救济体系等方式,提升党政联合发文在行政司法实践中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电子公文行政效力的失效与对策

电子办公是否可以持续发展到取代传统办公,关键在于其生成的电子公文是否与纸质红头文件具有同等的行政效力。我国电子公文只在有限范围内具有行政效力,而实质上只是纸质公文的电子数据。本文通过电子公文生效要件与缺失原因分析,从制定《电子公文处理规范》以完善电子公文所需的配套行政规范、规范电子公文处理系统的软件需求两大方面提出保障电子公文行政效力的建议。

当前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讨论

行政行为效力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但人们对行政行为的表述和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作者对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述评，并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研究是行政法学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学术界对于行政行为效力基本概念的理解及理论术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分歧,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概念体系。我们认为,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构建不仅要有理论自身的自洽性,而且要能够揭示行政行为效力的本质属性,体现行政管理的特色。就行政决定的效力内容体系而言,可划分为存续力、既决力和实现力;行政决定的效力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

违法行政行为效力矫治制度的困境和应对策略

补正和追认是治愈行政形式违法性的两种重要方式。其中,补正主要用于治愈行政程序的违法,而追认用于治愈行政主体的超出其职权范围的行为。这两种制度能够促进行政效能的实现,然而,也会带来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秩序被牺牲的风险。因此,一方面要在立法中限制其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进行严格解释,以确保行政正当程序和行政组织法功能的实现。

论行政协议的法律效力状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确认有效"和"确认无效"两种行政协议判决形式,肯认了有效和无效两种行政协议效力状态;而司法实践中却承认"有效"、"无效"、"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四种行政协议效力状态。事实上,对违法行政协议效力状态的确定,不能仅单方面考虑行政协议的"契约性",也不能仅单方面考虑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而应该衡量依法行政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和契约应予遵守原则。对违法程度"严重且明显"的行政协议,应确认无效;对违法程度未达到"严重且明显"的行政协议,应确认有效,即给予行政协议较大存续力,承认违法但有效行政协议的存在;对涉及第三人权利的行政协议,应确定为效力待定的行政协议,但最终会归于无效或有效行政协议。

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以行政行为效力存在差异为基础

民事诉讼案件的解决有赖于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先行解决，该行政行为就成为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行政行为可分为无效行政行为和非无效行政行为，非无效行政行为又可进一步分为形式审查行政行为和实质审查行政行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行政行为在效力上存在差异、我国解决民事诉讼先决问题应当以行政行为效力存在差异为基础，并遵循公、私法二元化原则和诉讼分工原则。具体解决思路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民事审判可以直接宣告无效；对于形式审查行政行为，民事审判可以评判其内容的真实性，但不得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予以撤销；对于实质审查行政行为，应当中止民事诉讼，由有关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审判庭解决其效力问题后再恢复民事诉讼。

以排除式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合理性分析

有观点认为,笔者先前提出的以一种排除式的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进路存在"忽视整体性价值"的缺陷。本文在阐明这种排除式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对该诘难进行回应,进而提出适用排除式思路重构行政行为效力内容所应遵循的四大标准,并试图为当前对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进路。

行政效率、行政效力与行政效益

行政效率是指一定的行政行为在单位时间和空间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与在此行勾过程申所付出的耗费之比率。行政效力是指行政行为的有效程度，其科学标准是行政行为法规范的规定。

提高行政处罚效力初探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许多不法商贩为了谋取利益,不惜违法,钻法律的漏洞。而行政处罚力度不够,使违法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得到的利益,使得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因此,提高行政处罚力度,打击违法犯罪迫在眉睫。应通过提高处罚标准、丰富处罚手段和方式、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及加强执法部门的沟通合作等措施提高行政处罚效力。

从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谈治安管理处罚中应注意的问题

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四大特征。在治安管理处罚实践中,要做到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就必须确保执法过程的法定程序完备,不能将自由裁量权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不可朝令夕改,确保处罚决定对违法行为产生拘束力。

行政行为效力瑕疵的识别与处理

行政行为种类违法,以及实施主体、相对人或客体不适格的行政行为,因为在法律上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成立时有完全效力的行政行为,在法律效果持续期间或执行前,可能因情势变更转变为可废止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效力瑕疵具有相对性,在规定范围和期限内,可以通过法定途径治愈,并存在四种撤销阻却事由。通过正当途径取得行政授益的相对人是善意的,在行政授益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被废止的情况下,有权请求国家对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范围包括投入损失和机会成本损失,善意相对人未依法履行参与义务的,应适当减轻国家的责任。在有成文法和行政惯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的沉默或不作为可以成立行政授益行为。

试论行政行为效力内容的重构——一种排除式的解决方案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是行政法学理论框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学界对于其具体的内涵却一直存在着争论。本文依托既有成果,着重针对学界的这一现状,提出一种全新的分析思路,即：先将目前主流的行政行为各效力归纳罗列,再逐一分析其合理性与缺陷,最后用排除的方法完成对行政行为效力理论内容的重构。

论行政裁量规则的效力

行政裁量规则是行政机关为统一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而发布的操作性规则,具有内部法的性质。行政裁量规则对于所属行政机关及行政工作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但后者也并非要受裁量规则的绝对拘束。通过平等原则、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一般法律原则,行政裁量规则可能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间接的效力。在法院对裁量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享有司法审查权和变更权的情况下,有关的裁量规则对法院不应具有拘束力。

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协调机制是提高依法管粮行政效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对规范粮食经营者制度建设问题的思考

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五部门），是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的主体。为强化这种部门分工负责制的粮食行政执法的整体功能，《条例》实施后不久，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等六部委在联合下发的《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中明确要求：“各级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有关部门要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工作配合和信息交流。”从近几年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的实际情况看，建立这种工作上的协调机制不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协调机制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行政约谈效力性研究

从依法行政到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中,随着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兴起,行政约谈作为一种通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协商、沟通、合作而达到执法目的的行政行为,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化服务改革”的目标。虽然行政约谈各地探索实践已取得诸多成果但学界对此研究比较分散,行政约谈的功能价值、效力空间等基础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本文在立足于现有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行政约谈走向,尝试定义行政约谈效力的相关概念,更好地发挥行政约谈在消弭传统管理手段方面的强干预性和命令性与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灵活性和协商性之间内在的张力作用,从而实现良法善治目标。

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及其作用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了撤销重作判决产生的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其性质属于既判力的作用之一。学理和实践中普遍对该条的适用范围作扩大解释,支持将其适用于独立的撤销判决和其他重作判决。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是撤销判决理由产生的效力,本质上属于一种消极效力,其作用领域应当从主观范围、客观范围、时间范围三个维度进行界定。司法解释明确了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但并未相应规定简便的审理程序与裁判方式。为有效保障原告的胜诉利益、防止循环诉讼和程序空转、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建议增强判决书释法说理的质效,确立判决理由的积极效力,简化涉及重复行政行为案件的审理程序和裁判形式,并在立法上统一行政诉讼既判力的作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