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救济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安排

中国有关行政裁决救济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中,呈现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俱有、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等多种模式并存的立法现状。在理论上,学界亦相继提出“两者择一说”“两者合一说”“新型诉讼说”等多种方案。行政裁决救济有其特殊的内在机理,需回归行政裁决之本质,恪守基本的司法原理,并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实质化解和便宜当事人三项原则。为此,较为科学和周全的制度安排应是,将“裁决结果”与“裁决行为”区分开来,采取严格的双轨制。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结果”不服,应以民事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若对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的“裁决行为”不服,如裁决人员出现违法渎职行为,应通过行政内部监督机制或纪检监察机制解决。

行政一体化视角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再检视

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不仅指向行政复议前置,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穷尽行政程序。重新检视穷尽原则的经验意义,在于突破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的传统认识框架,将关切点前移,使行政复议融入完整行政程序之中加以考察。由于行政复议内嵌于行政程序并与在先程序相扣而生,需要整全性地把握行政程序设置。美国穷尽原则和复议设置问题实际转化为以正当程序条款为底线,对行政决定的程序设置比照司法程序加以差异化对待。行政机关面对的与其说是行政复议司法化,毋宁说是行政程序的司法化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对于多角度化解纠纷的重视。

行政法视野下失信惩戒的救济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会信用建设在各个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行政机关自行安排部署或者与其他行政机关联合进行失信惩戒,大批的失信主体受到制裁。在当事人权益遭受损害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救济。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失信惩戒,完善救济机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失信惩戒救济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程序保障不足,被列入失信名单前的程序保障不足致使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其次是法律救济不完善,被列入失信名单后的司法救济存在争议。为了给当事人的权益提供保障,可以在我国原有失信惩戒基础之上,借鉴国外优良的法律规定,坚持按照法律正当程序依法办理进行纳入失信名单前的救济,启动行政诉讼等法律手段依法进行纳入失信名单后的救济。

行政救济法视域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研究

从私主体权利救济的视角观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检察监督分别位于行政争议法治化解决渠道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三者共同构建起我国行政救济法框架下的行政争议正式解决路径。综合考察三种法定制度下的两种实质解纷模式,发现存在着行政主体自行纠错机制缺失、行政复议调解机制不完善、法院实质解纷整体效能有限、检察机关实质解纷依据不明确等问题。为此,应当在建立健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组织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立法、完善各项具体工作机制,使行政主体、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能够找准各自定位、依法尽职履责。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行政主导的局限及其优化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是多元主体参与、公法私法手段并存的制度体系。以行政救济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责任与金钱责任承担上存在局限。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中行政救济主导的现实问题,可以在以行为性质区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的基础上,发挥行政机关能够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同时适用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的独特优势,以行政机关为主导优化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构建。

论行政处分与政务处分救济制度的异同及完善

针对公务员违法行为处分的救济,我国既有行政处分救济制度又有政务处分救济制度。行政处分救济制度和政务处分救济制度在救济理念、救济法律依据、救济机构、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明确公开公正的救济原则、完善救济程序、设置处分救济赔偿制度可进一步完善行政处分和政务处分救济制度。

关联行政行为的救济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行政事务的日益复杂,一项行政任务可能需要多个机关共同协力完成,关联行政行为逐渐出现在我国学理研究和司法实践的视野当中,学界对于其基本内涵、行为构成等内容展开讨论。但是,鲜有学者对其救济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在对关联行政行为内涵和类型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关联行政行为救济问题的实践困境,对其救济路径的选择进行了分类讨论。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权利减损及其救济

自动化行政是人工智能技术嵌入行政领域后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方式,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权力与权利格局失衡的风险,实质性地损害了相对人的诸多权利,如隐私权、知情权、陈述申辩以及选择权和拒绝权。剖析权利减损的背后成因可发现,自动化行政的特性在不同程度上交叉式地造成了实质法治的背离、权利保障的遮蔽、正当程序的架空和行政责任的逃逸。有鉴于此,亟须通过坚持数字正义明晰系统理性、实现有意义的技术信息公开与解释、回归正当性原则、细化裁量与充分履行调查义务、事后寻求行政复议与诉讼并确认责任主体等途径和方式,以补强相对人被减损的合法权利,实现公共行政技术化与法治化的深度融合。

功能导向下行政复议的价值取向与完善路径

行政复议制度具备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内部监督三项功能,其中权利救济体现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价值追求,以权利救济为首的多项功能共存,能够有效回应复议制度的实践需求,发挥主渠道作用。主渠道条款作为新行政复议法的立法目的,对具体制度设计具有统筹作用。从整体性视角出发,行政复议制度相比于行政诉讼具有制度性优势,这种优势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纠纷的主渠道作用的基础。在制度修订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进一步改革行政复议管辖制度、扩大受案范围、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复议能力。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档案行政复议的制度实践与路径优化

通过对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后的1200起案件样本的讨论发现,行政复议作为与行政诉讼相比肩的化解档案行政争议的法律渠道,在促进档案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公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档案行政复议制度仍存在作为化解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有待提升、监督与纠错作用有限,以及档案馆的角色定位有待明确、档案开放申请人缠讼现象较为严重等问题。未来应当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为契机,多措并举,不断完善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档案行政复议制度在化解档案行政争议中的作用。

电子眼式自动化行政执法现状及其侵权救济

随着技术的发展,自动化行政现身于执法实践,在交通管理领域尤为突出。电子眼执法争议行政诉讼中,相对人以电子眼取证存在问题的抗辩被支持率较低。司法裁判争议焦点集中在其取证内容存疑、密度失衡、取证方式合理性存疑,反映出电子眼式自动化行政模糊了立法与执法的过程,“以罚代管”式行政处罚违背法律原则和精神,程序正义贯彻不足。对此类行政侵权救济,应当明确界定责任主体仍为行政机关,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并配套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多元化的权利救济渠道。

抗战后黄河归故救济善后再研究

1938年至1947年黄河的两次人为改道,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以往对于抗战后黄河归故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其中牵涉的政治权力斗争,而忽略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技术性问题。本文拟利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件,发掘和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黄河归故以及内战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进一步探讨黄河堵复的重要时间节点、国民政府关于此问题的决策机制和过程、解放区的救济渠道以及黄泛区的善后等问题。

论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以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为视角

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何时准确且高效地介入行政权,它关系到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制衡。对此,美国行政法通过“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确立了行政救济在先、司法审查后置的模式,并经由丰富的司法实践填充了一系列具有灵活性的例外情形。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行政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为司法救济程序的开始节点提供坐标指引,既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又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工程造价结算审计报告的法律界定与救济

在政府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或公共工程项目中,若建设单位采取“以审代结”可能会影响承包单位合法权益,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容易就国家审计报告的结果发生民事纠纷,同时承包单位可能为申请撤销审计报告而与审计机关产生行政争议。基于当前审计报告的不可诉性,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比较难以得到法律救济。围绕政府建设工程造价结算审计报告引发的相关争论,本文建议应当明确审计报告在工程造价结算中的法律定位,确定审计报告的行政法律属性,完善行政救济的路径,保障行政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

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由于人们法律理念的不断增强,懂得了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行政不作为是行政机关依照规定负有某种义务,应该履行而不履行,行政机关的这种不履行会给个人甚至集体利益带来损害,是一种违法的行政行为,违背了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不作为的相关规定并不仔细和深入,是司法推进的一大难点,本文通过对行政不作为的基本理论、司法救济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对完善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提出了一些建议,从更高的层面来维护个人和集体的利益。

浅析虐待动物的行政救济

虐待动物事件最近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2023年5月曝光的某知名博主“虐猫事件”引起大众的强烈谴责。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养宠物的数量不断攀升,许多人将自己的宠物视为精神支柱,但是有些人却对自己的动物任意践踏;流浪动物被虐待、做实验、售卖等等。此种现象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现代化文明国家的发展都是一种不文明的表现。由于我国对于动物的法律保护力度不足,大众对于这类现象除了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以外,并无切实的惩治办法。目前,学界对于虐待动物的法律保护方式看法不一,虐待动物是否纳入刑法保护还存在诸多争议,匆忙出台专门的部门法是不现实的做法。因此作为过渡阶段,可以采取行政救济的方式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规制。本文将从虐待动物的定义、保护动物的正当性、我国动物保护的立法现状、国外立法现状等方面对虐待动物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浅析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救济

当前,我国社会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但是见危不救的现象仍然屡屡发生,一方面,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各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不够健全。只有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本文从见义勇为行为的定性出发,认定该行为具有行政属性,因此对其采取行政救济的方式具有正当性。鉴于我国目前并无关于见义勇为的专门立法,因此可以通过统一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加强法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采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有效对救助人的权益进行救济,为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保护提供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的措施。

经济责任审计中的行政救济权利适用

经济责任审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经济责任审计的行政监督属性被明显淡化,加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权利本位”理念的丰富,有效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不能偏重其监督制约功能的实现,而要更加注重保障救济功能的实现。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应立足新发展阶段,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做出适应性调整与变革,重视行政救济权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的作用,以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背景下政府公租房租赁合同的性质及救济

《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出台后,关于政府公租房租赁合同的法律性质和纠纷救济路径仍然存在争议。政府公租房租赁合同符合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将其定性为行政协议更有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政府公租房租赁合同纠纷主要包括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纠纷和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纠纷。针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纠纷,法院不宜局限于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还应兼顾合理性审查和程序性审查。针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缴纳租金等合同义务纠纷,原有民事诉讼途径已不再适用,现行非诉执行途径亦有缺陷,构建反向行政诉讼制度是可行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