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行政裁量治理:价值、隐忧与法律规制

行政裁量治理在数字化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数字化带来了效率、精准、公平价值,挑战在于其技术上的嵌入难题、伦理上的价值冲突、权利上的法律风险等问题。对此,应当调整传统的行政裁量治理理念:从规范主义控权模式走向功能主义建构模式,并建立事前审查程序、事中运用裁量基准统一标准、事后备案审查的一体化规制路径。

行政数字化的组织法进路

行政数字化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科技革命和剧烈的社会变革。数字化时代亟需科学高效的数字化行政。行政数字化不仅影响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表征了由整个行政系统的信息组织和决策过程的跃迁引起的行政结构总体性问题。数字化对行政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要素和作为行政组织法基础的管辖制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对此,行政组织法亟须积极应对、合理转型。作为行政自发革新驱动模式的因应,中国行政组织秩序体系必须使其内部结构与社会技术创新的步伐保持一致,既要避免陷入“技术万能主义”的陷阱,脱逸组织法律框架的规制,又要防止故步自封,阻碍由民主合法性证成的数字化方式实现的行政组织效能提升。

上海市交通建设市场行政检查数字化应用探讨

辨析电子签章、电子送达等数字化应用法律效力,借助“一网通办”“智慧工地”赋能“非现场执法”实践,初步创建上海市交通建设市场行政检查数字化应用方案(路径、举措),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监管”创新。

数字化行政方式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AI数据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和数字行政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愈加重视的领域,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了行政法领域,数据算法嵌入下的传统行政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字化行政方式在打破时间空间束缚,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获取权利,保障公平公正的规制效果实现的同时也引发了行政领域的诸多风险和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法律规制及其界限,在平衡技术理性和法治追求的背景下使其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法律规制

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为行政机关更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新的方案,但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算法属性和应急属性的特征使其在一定情况下可能给相对人造成不合理的负担,此前的实践也暴露出在相对人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机关自动化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相对人权利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规制,对完善我国行政应急法治体系和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一方面,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设定应获得相关法律规范授权;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对数字化行政应急措施的程序性控制,对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听证权予以保障,并对所涉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存储进行规范。

浅谈环境数字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建立与应用

简述了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建立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基本要求,指出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数字化行政中书面形式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数字行政程序的法定化

行政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关于书面形式要求的规定。传统的书面形式通常是以纸质媒介作为载体,以易于阅读的形式体现意思表示,其具有警告、识别、验证、终结、延续等功能。在数字化行政中,基于行政程序的非形式性原则,数据电文形式作为一种替代书面形式,广泛应用于行政活动中,但却与传统的书面形式要求存在冲突。为了纾解存在的张力,行政程序应当以功能等效原则为指引,设计数据电文形式作为替代书面形式的搭桥规则。然而,在数字化行政中,行政机关使用替代书面形式也并非没有限度,一方面,需要坚持自愿原则,避免“仅有数字”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坚持数字平等,消除“数字鸿沟”问题。在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设计中,应当规定替代书面形式的原则、条件、形式及例外等内容,以此为“切口”对数字行政程序进行体系性回应,进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