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行政本位向学术本位转变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干涉学术事务、行政本位思想浓厚和学术本位思想被淡化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学术创新,阻碍了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为此,高校应从树立学术本位观念、增强行政权力为学术服务的意识,制定章程、厘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权责边界,提高普通教师及教授的地位和薪资,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等等,进而加快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步伐。

当前科研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端在于行政本位

科研经费不能全部用于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因不在科研工作者的学术道德,也主要不在于科研经费的申报和审计制度存在漏洞,而是行政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科研的行政评审制度。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革高度集权的科研以致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恢复学术的尊严,严格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实行科学公正的科研评价制度。

社会建设与行政本位的战略视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四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可理解为包括社会事业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管理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社会指标体系等在内的社会建设。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职能,应是着重于这五大体系的建设,并从中形成行政本位的战略视点。

走出行政法“行政权力本位”的误区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权力本位是行政法有别于其它部门法的突出特征,这构成了人们思想认识和法律精神上的一大误区,它实质上是封建传统人治思想的遗留,必然导致权大于法,甚至行政权力腐败,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格格不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审视这一误区带给我们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执法中的种种弊端,正本清源,重新确立行政法体系的本质所在,已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法治社会要求要从根本上走出这一误区,重建“民众权益本位”的行政法,有效地将行政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之下,依法行政,牢固树立“权力就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激励”的管理理念。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重构

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对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笔者在评价我国现行的司法主导型模式优劣的基础上,提出重建一种“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主导型的混合模式。

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本位的转换——以赋予公平竞争权为研究进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我国竞争法体系核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其“行政管理本位”的立法本位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这种“行政主导”式的法律模式并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实现公平竞争的关键是赋予竞争者以公平竞争权,由“行政管理本位”向“司法本位”转移。

“本位之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挖人大战”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挖人大战"的实质是"行政本位"与"学术本位"之间的固有冲突。"行政本位"与"学术本位"存在的统一性、合作共赢需求以及合作基础为两者妥协乃至和谐提供了可能,中国的经济基础、良好的政治气氛和增长的学术力量也为二者矛盾的消解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对"行政本位"与"学术本位"的地位再确认、功能再确认和关系再确认有利于二者矛盾的消解,也有利于将高等教育人才配置导入正轨。

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行政法平等原则

依据服务型政府理念,公民是政府的服务对象。服务型政府理念以平衡论为法治理论基础,体现在行政法中就是行政法平等原则。行政法平等原则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即在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主体地位。以行政相对人为本位,以行政法平等原则为核心原则,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关键。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选择问题分析

19世纪初,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差别,形成了世界各国各具特色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实际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即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对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选择,影响着法院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分配,也影响到彼此之间的职权范围。以我国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为依据,分析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非常重要的执行主体问题,希望能够完善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以进一步推进行政法的发展。

国家整合乡村的运行逻辑与路径重塑

国家整合乡村表现为通过政策、程序和技术来改造、建设和塑造乡村的过程,可以从城乡整合、资源整合、主体整合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反观当下实践可以发现,尽管国家整合的成效斐然,但在城乡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基层发展主义,在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造就了基层新型利益共同体,在主体整合的过程中遭遇了技术性治理的异化。这些问题根源于"行政本位"式的整合路径,而要破解这一路径带来的弊端,就必须寻求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嵌"式的整合路径。

论我国商会制度的源起、演变与现状

在"工商食官"与国家对工商业实施严格控制的古代中国,商人组织经历了从市坊、商行制度到会馆、公所制度的演变,直至近代,在晚清改制修律的大背景下,才有仿行西制、具现代意义之商会制度的出现。由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改革和完善我国商会制度,变现行的准行政性商会制度为社会自治性商会制度,将是我国未来几年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试论司法独立与财税法律主义之间的关系

要改变行政本位的立法方式，促进立法机构民主化，实现“财税法律主义”；要有效地监控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裁量权，司法独立是严格适用法律最基本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历史、绩效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环渤海地区的政府间合作先后经历了省级政府间经济协作、城市政府间多边式合作论坛、省域政府间多方位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与环渤海区域政府间合作再整合等阶段,推动环渤海地区的经济联合不断加深,并进一步深化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经互动,提高了环渤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布局中的地位,强化了其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选择性分权"格局中的联合优势。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政府间合作也面临着"发展型地方主义"因素驱动下的行政区本位问题的挑战。因此,要适应环渤海地区未来的区域化进程,应推动政府间合作朝着区域合作治理的方向迈进。

论行政法的本位

现代法治的精神是对人权的保障和促进,行政法作为实施宪法的技术法,是权利本位的法。行政的公共性或公益性要从服务于国民的人权保障中寻找其中心意义。权利以其正当性和道德价值为基础,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当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发生冲突时,不能简单地以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以社会功利牺牲个人的尊严。

行政契约特征再认识

行政契约的行政性指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等权力因素,而契约性因受行政性影响,仅指合意,不包含平等、自由内涵。这种理解必然导致行政契约立法中偏重行政主体利益的保护,而使相对方处于不利地位。从保护相对人权益角度出发,结合域外经验与本土现实考量,我国行政契约行政性应指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目的,而契约性与私法契约有极大相似之处。

论行政责任的理论基础

行政义务是行政责任的逻辑前提,行政义务的价值色彩显示出行政责任的独特意义,行政义务还深刻影响着行政责任的归责原理,行政法制史的变迁以行政义务为主线。行政责任理论基础在于"行政主体义务本位"。行政主体义务本位影响行政违法的解释,利于通过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从行政义务出发,行政主体可以灵活选择诸多行政行为方式,从而使行政责任的实现方式也更为丰富。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在"有限授权"和"外生性自治"的逻辑下,中国的社区建设始终维系着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作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化的逻辑结果,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精髓就是要改革政府管理的体制,通过公共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管理手段绩效化,在政府机构内部分散权威,重新划定政府、市场及社会三者的权限和角色,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有效性和社会团结的根本目标。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中国的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应超越行政本位主义的运作方式,通过行政权威体系自上而下的授权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增权形成参与式的管理模式,变"有限的授权"为"普遍的授权",变"外生性自治"为"内生性自治",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论高校在改革中的潜在问题

在面临多重危机的威胁下，当代中国大学正掀起一股改革热，怎么改革、改革方向在哪里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本文将通过学科交叉法挖掘隐藏在“改革”背后的实质问题，重点对民族文化心理、文化根源和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进行具体分析来讨论高校存在的潜在问题，从而为大学民主改革提供一个方向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