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加快推进新村融合的对策与建议——以浙江省仙居县行政村规模调整为例

行政村规模调整不仅意味着政治空间的重组和经济基础的转变,还将带来传统村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变迁。选取浙江省仙居县作为个案调查对象,通过对其行政村规模调整的村庄类型、村庄内社会基础的差异及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考量发现,其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新村融合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干群思想上尚未真正合并统一,集体"三资"尚未真正融合,新村建设规划尚未作相应合并调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难以配套。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采取如下举措以加快推进新村融合,巩固和扩大行政村规模调整成果:一是创新财务机制,加快"三资"融合步伐;二是充分尊重民意,合理调整新村规划;三是加大社会事业投入,破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四是重视离职村干部作用,引导新村班子树立"新村一盘棋"的工作理念。

合村并居中利益相关者的三方互动逻辑研究——基于浙江省X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案例分析

近年来,“合村并居”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其中政府、村干部、村民三方的互动关系与行为逻辑直接影响合村并居的成功与否。本文基于浙江省X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调查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构建“制度-观念-利益”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利益与观念这些多维变量对党政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逻辑的影响。该分析框架预设制度是研究合村并居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影响各主体行为的自变量,不同的历史制度塑造了政府不同的治理理念与百姓的思维观念,利益维度则决定了行为主体对于政策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民主意识的制度,公共政策施行的程序回应机制在并村中给村干部造成了压力,干部群体与村民群体的观念差异以及彼此间的利益角逐,导致并村政策推行中张力与拉力并存,一度陷入“上面有要求、干部有杂音、百姓无意愿”的窘境。

行政村规模调整背景下新村治理研究——基于村民自治基本单位的案例分析

行政村规模调整带来新村治理难题，从而催生了各地对村民自治基本单位的探索，如广东清远等地区的自治“下沉”，也出现了“江南五村”等组织的自治“上移”。本文通过对自治“上移”案例船帮里在行政村规模调整前后的对比分析，得出三点启发：村际协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利益上移”，而非“自治上移”；村际协同治理与村调后新村治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党建引领下的多单元治理格局是村调后新村治理的不二法宝。

行政村规模调整中的空间再造与冲突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主要空间,代表着国家权力与社会,而"治理"则是代表着对公共事务处理的方式和内容。行政村规模调整本质是乡村空间再造,而冲突化解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研究乡村空间再造的历史变迁,有助于理解基层治理内在逻辑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村庄撤并路径选择的深层逻辑——历史与现实约束下浙江象山并村实践研究

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撤村并居”举措引发广泛争议,而浙江行政村规模调整却能总体平稳推进并获得多数农民支持,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文章通过对浙江省象山县行政村规模调整的调查研究,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微观层面构建制度、利益与观念同各方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模型,分析其对政策安排的影响;宏观层面构建社会资本运作下政策执行的模型,分析市场、政府治理理念和公共精神对政策执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利益与观念的交互作用赋予政策务实性的特征;高度发育的市场与社会、开放的政府治理理念和强烈的公共参与意识赋予政策创新性的特征,在各方的共同作用下,推进政策的选择和执行,推动着象山县村庄规模调整的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