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建构的基础和重点,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旨在通过公众平等参与的理性协商、对话过程而形成科学、公正的决策。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属于公众参与中的一个类别,既具有公众参与的一般性,也具有环境行政的特殊性。公众参与过程作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的核心环节,对决策的正当性、合理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环境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决策初期,环境信息公开程度较低,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末端参与;决策中期,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单一,行政机关主导,缺少各方利益群体的论辩与质证环节;决策末期,公众参与的结果难以得到及时反馈,公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的信心以及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在思路上,以"事前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事中环境行政决策过程的细节性完善以及事后必要的评估与审查机制"为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构建的着眼点,以"拓宽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环境行政决策参与形式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对环境行政决策结果的反馈机制"入手,构建公众参与的相关具体制度,使我国环境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得到量与质的同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环境领域的法治与民主建设,为今后拓宽我国环境市场的发展空间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方案。

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一直围绕强化政府义务来建构,存在着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模糊不清、参与权利内容缺失及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缺位的问题,致使公众参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立法应摒弃以单纯强调政府义务的立法理念,明确界定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权利主体、具体内涵和法律责任,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有序化和有效化的制度价值。

论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律规制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代际性、多元性以及环境行政决策所具有的科技关联性和利益冲突性等特点,印证了对于政府及其部门的环境行政决策行为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然而此种法律规制不是消极的控权,而是在环境行政决策中增加对公众环境权益的考量以及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后所谓的综合决策机制,同时考虑激励机制。

论环境行政决策的正当程序控制

现代法治背景下,在涉及重大环境影响的决策中,通过建立正当的法律程序以规范决策行为及其过程,是环境行政决策实现合理化和正当化的内在要求。正当程序对环境行政决策的影响主要指向是主体性、论辩性、科学性。基于环境行政决策的特殊性,正当程序法律制度要真正发挥预期作用,需要建构起以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可行性论证、合法性审查等体现环境行政决策自身特色的行政决策程序机制。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环境行政决策之因应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诉求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环境行政决策应响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体系上的重构,顺应环境法治的时代要求。具体因应对策为:环境行政决策应以"以人为本"为核心,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实体规制与程序规制)和行政三分体制(决策、执行、监督)的创新,形成决策的合法、科学、民主与决策效率和谐互动的理想状态。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根本性、长远性、持续性的重大环境事项决定的行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应健全依法进行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把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以及社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讨论决定等确定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法治化、程序正当化。

西部开发环境行政的理性决策

西部开发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为保障西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实现环境行政决策的合理化。本文从决策意识、决策主体、决策视角、决策技术、决策程序和决策体系上提出了保障理性决策的六点主张。

论科学发展观对环境行政决策的影响及因应对策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代际性、多元性以及环境行政决策所具有的科技关联性和利益冲突性等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科学发展观之于环境行政决策过程与决策体制的影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诉求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环境行政决策应响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体系上的重构,顺应环境法治的时代要求。

论科学发展观对环境行政决策的影响及因应对策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代际性、多元性以及环境行政决策所具有的科技关联性和利益冲突性等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科学发展观之于环境行政决策过程与决策体制的影响。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合法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诉求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环境行政决策应响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体系上的重构，顺应环境法治的时代要求。

论环境行政决策的调适模式及其法律控制

环境行政决策制度对事前预测确定性的追求亟需系统性反思。现行环境行政决策制度采用“预测模式”,对风险认知持静态视角,期待行政机关的事前预测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不重视对环境风险的后续调适,难以适应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变动性等特征。为提升环境行政决策的效能,需在动态视角下认识环境行政决策的的持续性与多阶段性,通过持续的学习和调适来改善事前预测结论与应对措施,构建环境行政决策的“调适模式”,明确适用情形、决策程序、决策内容等方面的核心构造。对调适型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律控制需纳入对行政效能的考量,吸收调适型决策的非终局性特征,合理选择公众参与时机以促进理性交流,并妥当确定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与审查标准。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利实现路径——基于权能分析视角

由于在法律规定和学理认识上,都将公众参与权的权能局限性地界定为意见表达权,削弱了公众参与权应有的法律效果。基于公众参与权的功能定位,其在应然层面至少包含四重权能,即决策信息知情权、参与资格享有权、意见表达权以及获得处理反馈权。各项权能之间相互联系、渐次递进地构成一套完整链条,共同奠定公众对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权力的运行展开监督与约束的法律资格和行动能力。置身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应当以强化权能表达为核心,通过变革权利主体的适格性判断标准,提升公众参与行动的能力,尊重并认可公众的意见表达,强化权利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等路径协同,保障公众参与权在重大环境行政决策实践中真正得到实现。

试析我国现阶段的行政决策环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践意义论析

掌握行政决策环境是科学地进行行政决策的必要前提 ,行政决策环境包括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等。社会环境是基础 ,政治环境是核心 ,文化环境是根本。因此 ,行政决策必须综合地考虑政治、经济、文化。

理性对待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

公众参与是政府行政决策之所需,实践中在决策民主和决策监督等方面虽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应该认识到公众在其参与范围、参与能力和参与地位的有限性、决策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之间以及民意真实性与决策合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通过客观审视和理性对待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提出有必要坚持国家环境行政权的主导地位、尊重我国现阶段公众参与能力现状、破解专家论证"污名化"与化解内部决策"失信化"的多种决策方式协同发展的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的制度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环境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程序指引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填补了国家层面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一项空白,为规范地方环境行政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项立法的亮点在于从决策理念、决策事项、决策程序三个层面推动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考量中,促使环境效益成为在决策中同经济等其他因素相平衡的一个重要砝码。《条例》明确了融汇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环境风险多元协调决策机制,细化了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程序,建立起三阶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完善了决策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机制,实现了决策从单方意志性向交涉性的转变,是我国推进环境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

公众环境行政参与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近些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活动的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的现实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诸如公众环境行政参与能力不足、公众环境行政参与的信息匮乏以及公众环境行政参与的效力低下等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通过组织化的公众参与来克服公众个体参与的无序性,配置公众参与过程中的信息供给制度以夯实公众参与之基础,确立公众参与的政府回应与司法救济机制以提升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环境行政策决失界误定分析

目前,我国正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主动就自己的行为向人民负责;政府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环境行政决策是政府行为,因而对环境行政决策失误的认定是追究政府责任的基础。本文从环境行政决策失误的内涵入手,认为对环境行政决策失误的界定既要依据法律和社会评价这一复合型标准,还要充分考虑决策的实质标准和程序标准是否恰当,这样,才能保证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公正与公平。

国家公园范围调整中的公众参与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尚在试点阶段,现有试点立法多以专章规定公众参与。此类规定的面向主要集中于动员公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等方面。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应将公众参与渗透到环境行政决策当中。未来国家公园立法工作应当注重保障公众知情权、增强环保组织程序性参与、适当区分公众参与主体类型、关注公众参与保护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框架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