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问题分析与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是应对环境违法问题的基础方式,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一步考虑了环境污染救济,实现两者的衔接十分必要。分析发现,两者衔接主要面临着政策规范不完善、办案主体不协调、办案环节不畅通和鉴定力量不充足的困境。针对这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强化法律制度保障、协调和监督办案主体、优化畅通办案环节、鉴定评估提前介入等4方面的衔接要点与路径,以期为国家及地方相关制度设计和案例实践提供参考。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和完善

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是规范生态环境执法的行政自我约束手段。在功能上,具有统一执法标准、落实普法责任制、提升守法意识和能力等多元价值。考察我国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的实践现状,尚存在规制效果不足、指导作用不强、检索不便和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对此,可以从关注反面案例、加强案例说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数据库、开展案例研讨和评选等方面着力,保障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的良性运行。

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行政性质下司法确认制度存在正当性

司法确认制度首次适用于公益领域,宜以全新视角视之。在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行政性质前提下,首先从宏观制度视角审视,明确司法确认制度作为相关法律配套执行机制的一种,其存在是为了保证赔偿协议履行的时效性,并不具有民事或行政性质色彩。再者,以微观具体制度角度视之,分别从司法确认制度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出发,探究司法确认制度创立目的,结合最新法律规定,聚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领域下“协商行政”这一全新柔性行政执法手段,为生态磋商行政性质下司法确认制度存在提供理论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存在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有助于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目标。当前黄河流域环境两法衔接机制面临案件移送率不高、检察监督乏力、证据转化不明确、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可以从统筹全流域环境协同治理、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强化反向移送检察监督等方面,探寻完善黄河流域环境两法衔接机制的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衔接机制探究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国家索赔与环境行政处罚具备不同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责任,因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层面上存有一定的重合性和关联性,给公法和私法的协同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挑战。随着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施行,有必要理顺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注重在启动程序、主体职能、证据收集、赔偿规则等方面的协调联动,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建立科学合理的衔接机制。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行政主导的局限及其优化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是多元主体参与、公法私法手段并存的制度体系。以行政救济为主导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责任与金钱责任承担上存在局限。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中行政救济主导的现实问题,可以在以行为性质区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的基础上,发挥行政机关能够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同时适用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的独特优势,以行政机关为主导优化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体系构建。

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探讨

本文首先从区域一体化、自然生态环境整体性保护、有效改善区域环境质量3个方面介绍了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协同管理的必要性;然后分析了生态环境协同管理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加强环评联合审批、开展联动执法、协同环境监测和应急管理、健全区域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一体化、建立长效机制5个方面探讨了加强区域环境协同管理的措施建议。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在现代行政法治建设当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实践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绝大多数的行政行为当中,都存在着行政裁量基准的影子。但是聚焦到“环境”领域,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研究仍然不够,许多问题仍需我们去研究和解决。当前,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当中仍然存在着裁量基准制定主体权限划分不明确、制定程序不规范、逸脱规则缺位以及司法机关的审查态度不一等问题。对此,迫切需要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主体的权限进行明确界定,对其制定程序进行规范,增设逸脱条款,明晰司法审查的力度。

贵州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队伍培训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不断深入,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完善培训体系,强化培训效果,致力于打造生态环境执法队伍铁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队伍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贵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培训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符合规定排放、耗能标准的机动车车型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认定行政审批事项裁量权基准》的通知(京环发﹝2023﹞24号)

各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和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规范实施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制度,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并结合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工作实际,市生态环境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符合规定排放、耗能标准的机动车车型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认定行政审批事项裁量权基准》,现予以印发。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的通知(京环发〔2023〕19号)

各区生态环境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和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京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裁量权,结合本市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行政强制工作实际,市生态环境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生态环境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现予以印发,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特此通知。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理解与适用

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增设“信息公开”内容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化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依法公开”的规范依据、公开的内容以及公开的程序。其中“依法公开”的理解应当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整体法规范体系为依据。这就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作出公开决定时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8条“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制,并遵循现有法律规范对公开的方式和内容的限制。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日趋稳定,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逐渐健全,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人民群众对于环境的保护和要求日益增强。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手段,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变得愈加重要和紧迫。然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作用的有效发挥,影响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针对实践中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问题进行剖析,进而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提供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

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逐渐体现。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如何通过行政执法来规避环境破坏行为,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当前综合行政执法的实施仍存在些许问题,继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实施产生限制。本文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问题分析入手,在此基础上阐明综合行政执法应对策略的有效实施。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晋环规〔2024〕4号)

根据《山西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监督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274号),我厅决定废止与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已被新规定涵盖或替代、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或适用期已过的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现予以公告。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陕西省辐射类建设项目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办理指南(修订)的通知(陕环发〔2023〕4号)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韩城市生态环境局,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局: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全省辐射类建设项目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办理程序,按照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审批要求全省“三统一”的原则,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35号)规定,省生态环境厅对《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陕西省生态环境厅辐射类建设项目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指南的通知》(陕环发〔2020〕29号)进行了修订,增加了市级审批的辐射类项目办理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连同以下要求一并遵照执行。

我国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是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政自制手段。其缘于我国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生态环境行政规制方式的改进和创新逐步适用于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领域,并随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机制的改革呈现出进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立法供给和制度设计的缺乏,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存在制定技术路径不合理、裁量基准执行不力、司法审查态度不一等现实困境。对此,亟须从优化制定的技术路径、落实行政处罚的规范实施、明确司法审查的二阶规则三条适法路径出发,突破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现实困境,以保障这一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双重轨道上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