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程序法制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程序法制,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是程序法制的重要内容和结果。通过程序法律制度对相对人实现法律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论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

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主体依法定要件实施的具有行政行为外型但与行政相对人权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其包括貌似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行为、貌似给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以第三人为对象的行为、貌似具有特定对象的对象不特定性行为、貌似实体性的程序性行为、貌似执行性的决策性行为、貌似设定义务的赋权性行为、貌似法律行为的事实行为等类型。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影响的行政行为并非完全没有诉讼地位,它是具有部分诉讼地位的行政行为,即当事人有将其作为诉讼标的的权利,人民法院有裁定不予受理的权力,原告资格转移后有再诉的可能,人民法院应作出适当的司法处置。

数字化行政方式及其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AI数据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和数字行政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愈加重视的领域,技术进步带来的变革已经渗透到了行政法领域,数据算法嵌入下的传统行政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字化行政方式在打破时间空间束缚,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获取权利,保障公平公正的规制效果实现的同时也引发了行政领域的诸多风险和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数字化行政方式的法律规制及其界限,在平衡技术理性和法治追求的背景下使其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行政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并非客观状态。事实上，无论在行政管理当中。还是行政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都是不平等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是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但法院居中裁判地位使其在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方面具有局限性，实践中往往不能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有必要通过支持行政相对人起诉等方式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强化检察权对行政权的制衡。

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研究

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是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补偿领域的体现,是贯彻行政裁量不受拘束原则和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间的有效均衡的手段。在我国既未将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予以确认(仅《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第8条提及),又无统一行政补偿法的情况下,确立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制度尤显必要。

检察监督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及其实现

来自行政主体现实和潜在的压力，以及行政审判中时有发生的违法现象，使人们对行政违法普遍存在不敢告，不愿告的心理，客观上阻碍了行政诉讼的顺利进行。本文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实施的监督作为切入点，提出这些监督应包括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行政公诉，支持行政相对人起诉和行使行政抗诉权以及参与行政诉讼审理过程等方式，以保障行政诉讼法的正确实施。

南京市房屋拆迁纠纷的成因及对策——南京市征地拆迁情况调查报告

近年来，房屋拆迁纠纷尾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的步伐汹涌而来，城建类诉讼案件居高不下，政府频频尴尬地亮相于被告席上。如何切实维护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拆迁工作，让各级政府走出困境？如何推动城市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的这份调查报告，从案件分析入手，对拆迁纠纷的成因作了探索和分析，并从法制完善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论比例原则在滥用职权认定行政案件中的运用

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乱作为、滥作为的情况于现实中时有发生，滥用职权行为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应当被判决撤销。但由于理论上滥用职权行为与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的关系含混不清，导致司法实务工作中极少有滥用职权行为被法院认定，或被以其它理由进行处理；或干脆被以“未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由判决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这使得滥用职权行为一直游走在司法审查的边缘，现行行政诉讼审查制度对其难于处理，严重影响了依法行政工作的推进与行政审判工作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引进国外行政法中比例原则概念，以比例原则为视角，寻找一个能够妥善解决滥用职权认定难的新方法。比例原则源于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所具有的三个子原则，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可以成为衡量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的三个标尺。它们分别从执法行为与立法目的是否相符；执法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是否最小；执法行为与执法目标之间损益是否均衡等三个层面对滥用职权行为进行“立体性”、全方位衡量。这三个子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重面，以其作为滥用职权的衡量原则，可以有效解决滥用职权行为难于认定的问题，可操作性强。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丰富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法》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立法目的。

推行非现场监管方式,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测

我国非现场执法模式最早官方运用于交通管理领域执法。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该模式逐渐推广适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将于2021年7月开始实施的新行政处罚法为非现场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提出明确的程序要求。从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和权力有效制约的角度,笔者对生态环境领域非现场执法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红头文件”存霸王条款是权力带来的腐败

前不久，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公开了对50个省直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检查结果。结果显示，2006年10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间，山西省50个省直部门共违规下发了221件规范性文件。主要问题包括文件制定程序不规范、文件规定内容不适当等。规范性文件不规范，必然严重影响法制统一，导致上下矛盾、前后冲突、左右打架，必然以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影响行政机关公信力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