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初探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源自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广泛实行和发展,边区政府依据实际需要,在领导体制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此加以创新,形成了具有边区特色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这一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方制度: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普遍实行的督察、管理县级及其以下政权的层级政府制度,它直接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层级中的专员制度,间接起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介于省、县苏维埃政权之间的特区苏维埃政府制度。专员制度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和壮大而得到了推行。专员制度及其管理经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 ,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 ,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 ,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 ,专员制度的变革 。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所创设、后逐渐在国共各治区推行和实施的地方层级制度,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该制在民国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重大变化,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相继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在国共各治区也有不同的特征和命运。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和演变的过程中,也不应忽视其与学术界流行的相关知识、观念的关联。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渊源

民国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是作为省县之间的一种辅助机构,继而演变成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制。其演变的过程透示着民国以来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历程。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创新,而是从以往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正是在继承中加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其具有现代化特点,为近代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教训。

论行政督察区制度的不合法与不合理问题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制上考察,行政督察区制度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它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政集权、强化对县政的控制,而在省、县之间所增设的一个政府层级。推行之后,颇受指责,但却一直实行着,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的集权性特征。

中共延安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创设于中国近代的一项重要地方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得到了大力推广。延安时期专署的性质、人员配置、机构设置及人事管理都有了成熟的法律和制度依据。特别是在制度建设领域,体现了鲜明的延安特色:在领导体制上,坚持实行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在行政体制上,坚持首长负责制和民主集中制相结合。在工作方式上,实行上下结合方式。

再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职权与机构设置

相关史料显示,中央法规规定的专员的基本的、稳定的本职职权其实是制度设计者赋予专员公署的职权,而地方法规规定的专员兼任的临时职权与专员个人身份密切相关,与专员公署没有直接联系,不能界定为专员公署的职权。专员公署职权的履行与专员个人的施政态度、行政能力及行政环境等人为因素密切相关。专员公署已有明确的科层设置,制度设计者将其基本规定在一专员、一秘书,2-4科室,人员编制确定在30余人,与现代部分学者研究认为的人员编制数存在差距。

民国时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置与缩小省区关系的讨论

近代中国的濒危、民族沉沦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统治腐败更成为时人痛恨的对象。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似乎为这一时弊开出了药方,此时期人们围绕区公署设置和缩小省区关系进行过具体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涉及缩小省区原因,而且涉及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缩小省区相互关系。虽然观点不一、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路径,但客观上却有利于这一问题的澄清,且为此后中国政区划分与治理提供重要的舆论借鉴。

刘湘时期(1935-1938)川省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1935年2月,四川新省府成立,刘湘任省府主席。包括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在内的"剿匪区"地方行政制度得以在川省迅速实施,对四川政权的统一和中央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由于川内派系林立,各种势力在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确立、专员的任命以及专区政权资源上进行了异常激烈的争夺,导致川省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实际施行存在较大出入。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的统一

1932年8月,内政部和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分别设定不同的行政督察专员制,1936年10月两制正式统一。但两制统一实始于1935年7月,缘于浙、陕、甘三省自订专员制规程对内政部所拟专员条例的大幅度变更。嗣后在1936年3月新条例短期试行和5月十省地方高级行政会议各方一致肯定的基础上,蒋介石沿袭此前的一贯思路和做法完成专员制的统一。而各自为政的地方仍自行其是,侧面说明南京政府无法完成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

简析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查专员制度存续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自 1 932年开始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以下用相应的简称 )对省县两级制作了实质性的修正。专员制虽然有违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也不被《五五宪草》所承认 ,但仍然得到实施 ,在于该制弥补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不足 ,满足了蒋介石扩张势力、掌控地方的政治需要 ,并且执政者根据该制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相应地对有关措施作了调整 ,使之富有弹性 。

从分到合:国民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1932—1936)

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分别公布了一个“专员条例”,其内容有重要差异。在两个条例的表层差异背后,隐含着理政观念的冲突。在1933年至1935年期间,“剿总条例”影响不断扩大,“行政院条例”则趋于沉寂。由于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权力的消长和不同治理观念的博弈,193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同时宣布废止1932年颁布的两个条例,确立了统一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使其成为省与县市之间近于“实级”的一级政府。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实行,具有政治制度演变史上的合理性和复杂性,也显示由当时政治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具体得失。

赣南行政公署第一次“三年计划”有关资料

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次三年计划(1940年9月)建设新赣南第一次三年计划二十九年九月公布第一农业甲、目标采取科学方法,运用金融力量,以谋农村经济之发展,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消极方面,力求家给户足,在积极方面,力求输出增加。乙。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我区第一任专员——许烈

今年是黑河行政公署建立四十周年。一九四六年九月初,黑龙江省第五次行政委员会议议决成立黑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任命许烈同志为专员。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刚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黑河专署秘书室,有幸与许烈同志相识。不久,黑河地委书记朱子休同志调离黑河,我跟随许烈专员送朱子休夫妇赴齐齐哈尔市,后经北安回黑河,往返廿多天,和许烈同志接触较多。许烈专员平易近人。

跳跃于历史与现实间的思绪——读翁有为教授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翁有为教授主持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翁著强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在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计与实施中,强调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与管理效能的扩展,中共与汪伪政权都采用此项地区行政层次,看中的同样是行政管理效率,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重要;此外翁著特别关注历史与现实间的关联性,把专员公署制在省县之间的上通下达作用看作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必要层级。翁著提出了一些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价值的观点,是中国近代行政管理制度史研究领域一部高质量的力作。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最初只是在特定区域为"剿共"清乡而创设,随着国共战争区域的扩大,国民政府逐渐将这一制度定为一个常设的地方行政制度,从而在省县二级制的地方行政制度中增加了一个中间层级。本文拟对此制度的创设及得失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