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数据治理时代行政程序的理性偏航与技术性补强

在数据治理时代,行政程序作为“权力—权利”制衡结构的核心设计愈发重要。立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理性,数据治理被赋予助力风险行政程序、促进给付行政程序以及优化秩序行政程序的功能期待。但实践表明,数据治理成为侵蚀制衡机构的存在,行政相对人对等地位降格、程序性权利被吞噬,而行政主体也获得了技术性外衣的庇护,行政程序工具理性复归。究其原因,算法数据的引入由行政主体掌控,且其运用场域为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本应存在的外在约束力量缺位。对此,应当重申程序本位主义的正当价值,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合法性以及功能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算法、立法和司法三个维度技术性补强原有制衡结构。

逃税罪行政程序要件研究

逃税罪行政程序要件的功能在于建构税法刑法协同治理模式、推进公民与税务机关合作、防止刑法过度介入税收征管活动。逃税罪行政程序要件的适用中行为人应享有一定的行政救济权。当行为人只是对税务机关通知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的行为行使行政救济权时,案件不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当行为人对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使行政救济权时,如果行为人不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金的,案件就应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数字治理背景下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调整

我国通过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府数字治理。数字治理以行政行为标准化、规范化、清单化为基础,实现跨地区、部门、层级政务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行政机关之间通过平台协同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证据行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电子数据成为主要证据类型。数字治理让证明更容易,可以适当提高证明标准,将原由申请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转移至行政机关,行政活动在部分领域可采用实质审查规则,数据系统推送的证据原则上具有可采性。满足行政程序调查收集及审查判断证据需要,一体平台和政务大数据体系须建立案件事实调查辅助系统,提供证据材料识别、标识、提示及辅助质证等功能。

行政程序理性研究

理性的行政程序要求其在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的精神,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以追求效率作为内在价值等。实践中将行政程序虚无化、绝对化、脱节化和苛刻化都是非理性表现。为此,应当合理定位行政程序,把它作为工具性要素附着于公平价值;通过行政程序典则化,对目前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则予以整合并进一步规范;设计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深度参与的行政程序规则;建构行政程序运行的监督体制机制,以矫正非理性行政程序;将行政程序运行的效果和结论交于司法程序最终裁判。

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理论构造与适用路径

刑法中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的立法趋势,契合法定犯时代行政刑法立法规范多元化特点。相对于前置行政不法规范的空白罪状,前置行政程序规范是一种特殊独立的刑法规范类型。目前学界既有的主观证明要素说、行政附属要素说、客观处罚条件说的理论构造呈现出依附性特点,偏离了前置行政程序规范独立性立法初衷。前置行政程序规范应当是,行政主体为行使行政职权所实施的方式、步骤、时间和次数等前置于犯罪成立的时空性程序事项的规范总称。程序性规范权利和义务的确立功能,表明实体部门法可以涵盖前置行政程序规范。与此同时,程序性规范内容相较于实体性规范而言具有特殊性。确立前置行政程序规范能够通过,认定依据无需依附的独立性路径、限制刑事处罚扩张的谦抑性路径、及时促成法益恢复的激励性路径、强化主观证明效果的附随性路径以及排除法条竞合关系的区分性路径,发挥其独立适用的特殊作用。

论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于"依程序行政",是否依程序行政是一个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程序法典,这导致了"人间悲剧"的不断上演,因此,为了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从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范围、司法审查原则及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结果这几个方面作一番探讨和分析。

“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及其法治化路径——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

“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既有裁判观点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级法院45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对“监察建议”的性质判断存在误区;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以及是否抵触“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有鉴于此,实现“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法治化可以将“监察建议”区分为“未进入行政程序型监察建议”、“行政程序启动型监察建议”和“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另外,通过修订《行诉证据规定》限制性地认可“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适用,并且扩充“监察建议”的证据材料形式,可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进行补强。

论我国行政程序重启制度的构建——从“池军案”和“何洪松案”谈起

行政程序重启是行政机关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撤销、废止原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法律制度。我国行政法并没有行政程序重启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几则案例表明行政程序重启理论和制度应当得到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行政程序重启制度,借此我国应当从行政程序重启的概念、理由及其适用条件等方面予以构建。

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当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述评

本文认为 ,在中国这一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股“程序热”的研究浪潮。文章通过对近些年行政法学界的几大热点问题 :行政程序含义、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法概念、行政程序法地位、行政程序法模式、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行政程序法目标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归纳探讨 ,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指出 。

论宏观行政程序法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选择——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出发

传统的行政法学过度偏重于作为行政过程最终结果的行政行为,仅仅从静态上定点地考察行政行为,忽略了各个连续的行为形式之间的联系,但在现实的行政中,各种行为形式常被结合起来连续使用而形成作为整体的动态行政过程。因此,行政过程论认为,对于行政程序的考察应当以宏观行政程序为对象,不仅限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应当考察行政活动中的各种行为形式的程序,并注重各种行为形式程序之间的关联。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应当采用宏观行政程序法作为立法模式,其中不仅规范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且规范行政活动中各种行为形式以及各行为形式之间的程序。

建立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虽有证据上的要求,但其制度和规则主要是套用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这显然是不妥的。我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应由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来规定其基本的原则,由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作补充,规定不同的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则;该制度内容设计的基本思路应按照"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来设计。

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特点及功能分析

作为证据制度,行政程序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有共性,可以借鉴诉讼证据制度的合理内容。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应照搬繁琐而严格的诉讼证据制度。主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对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特点及功能进行分析和探讨,表明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是一类独立的证据制度。

行政程序数字化的风险与治理——以正当程序理念为视角

行政程序数字化带来了行政效率提升和行政能力提高的积极影响,但也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等方面带来了一定风险。理想的数字化行政程序应当具备服务理念,在重视效率的同时保持有效参与和决策民主。以正当程序理念防范行政程序的数字化风险,就是要通过行政法维度的制度设计化解数字技术对行政主体产生的遮蔽,强化程序中行政人员的参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需要从立法角度凸显数字化时代的正当程序理念,在数字化执法中以正当程序理念指导程序推进,在司法审查中关注正当程序理念是否得到贯彻,在普法中强化民众关于正当程序理念的认识,从而为“数字法治政府”的建成提供程序方面的有力保障。

司法审查行政程序强度的研究

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所经历的步骤、顺序、时限及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程序可以划分为法定行政程序和一般行政程序。法院在对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对法定程序违法区分不同情形、对一般行政程序遵守一定的基本理念,从而对法定行政程序和一般行政程序采取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

现代行政程序价值的透视

在当今变易不居的多元社会中,80％的社会管理事务当属于行政事务。同理,80％的国家职能分配落实于行政管理之中。毋庸置疑,“欲行国家法治,先当行政法治”。换言之,行政法治自然而然地成为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行政法治内涵丰富多彩,具体包括健全的行政法律制度,严格的行政程序,高素质的执法人员,先进的物质条件等因素。其中行政程序实为行政法治的核心。中外一些法学家甚至把行政程序的地位等同于行政法,认为“行政法就是行政程序法,”“法律即程序”。暂且勿论这些观点的科学性和周延性是否被大家所接受,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行政程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它在实际生活中已显示出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本文试就行政程序价值略陈管见,求教于同仁。

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缺失及其影响

依法行政不能仅强调行政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公正合法的程序、正确地认定事实"也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我们需要行政程序法,更需要行政程序法对行政程序中的证据问题作出明确、科学而详细的规定。而我国目前尚无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可言,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为防止成为被告而承担败诉的风险,只得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要求自己。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与行政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机关不应照搬繁琐而严格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实践中行政机关照搬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会产生排异反应,造成诸多不适应。

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思路

一、行政程序法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程序法逐渐受到各国重视,是20世纪以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范围不同,对行政程序法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一般认为,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等程序的法。这个概念虽然简单明确,但有望文生意之嫌,实不能说明行政程序法的全面含义,也与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实际内容不符。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际内容着眼,应将行政程序法定义为: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和相对人行使行政法权利(力),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为的方式、步骤的法,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般行政程序及其司法审查

学界对行政程序的关注与研究局限于"法定行政程序",一般行政程序也具有行政程序的价值,大量的游离于法规范以外的一般行政程序正沦为恣意行政的借口,侵害着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毁损着诚信政府的形象,一般行政程序也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司法审查的着眼点在于程序合理正当。一般行政程序违背了程序合理正当的,也应视作严重违法,是无效的行政行为,法院应作出撤销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