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

行政紧急权具有集中性、扩张性、程序的简化性三个属性。因此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制变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行政紧急权的属性予以分析,阐明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法治应通过行政程序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更确切的说,以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为标准对行政紧急权予以规制。

行政紧急权的性质、问题及规制——以权利保护与反腐败为视角

行政紧急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不当或滥用往往会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同时也会滋生腐败。为了确保政府在紧急状态应对中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减少和杜绝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腐败的发生,实现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将行政紧急权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调整中;要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教育和培训。

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分析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

在当今社会中,对行政主体在危机环境中运用紧急权力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行政紧急权若运用得当,可以高效地应对危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利益,但若运用不当,则可能破坏民主宪政,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成为热议的课题。本文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例,具体分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行政紧急权规制的实施现状及其在相关机制、立法上的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了事前、事中、事后规制的建议。

行政紧急权的理性探析

行政紧急权力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受必要的民主宪政的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原则实质性制约,由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国家权力,其目的即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对国家正常秩序的威胁和侵害,以尽快地恢复正常统治秩序及实现保障人民权利的最终目标。在紧急状态下赋予政府集中扩张的紧急权力,即在于通过该权力的行使,克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缺乏效率的局限性,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对这种强化的行政权严格加以规制,对行政机关紧急权力给予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包括权力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以及人民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防止行政紧急处置权的滥用和独裁。

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制探析

行政紧急权力具有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扩张性的特征,在紧急状态下极易被滥用。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紧急权力进行规制。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现状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如何通过完善突发应急法制中的某些具体制度,使突发事件应急法律的内容逐步完善、规范,来达到规制行政紧急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行政紧急权的价值及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受必要的民主宪政的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原则实质性制约,由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对国家正常秩序的威胁和侵害,以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及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标。在紧急状态下赋予政府集中扩张的紧急权力,克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缺乏效率的局限性,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对这种强化的行政权严格加以规制,给予必要的制约与监督,防止行政紧急权的滥用。

论自然灾害事件中行政紧急权的运用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应对灾害危机,强化灾害应急管理是关键环节。在灾害危机中的行政紧急权是政府应对灾害引发的紧急状态时所必须的权力,是国家紧急权力的重要部分。研究了行政紧急权的行使对于应对灾害危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了我国自然灾害事件中行政紧急权运用的现状,提出了完善意见。

行政紧急权与法治的关系

本文在批判现有三种观点(绝对主义观、相对主义观和自由主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政紧急权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运作的主张;论述了行政紧急权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运作的原因和方案。认为行政紧急权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运作,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紧急状态之常态化与规律化趋势所决定的,是法治的优越性所决定的。在法治的框架内运作行政紧急权,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人体原则,遵循适度要求、程序要求和救济要求。

论行政紧急权的宪法规制

行政紧急权是行政机关专门用以应对紧急状态的权力。宪法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可以为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提供正当性,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行使,有助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宪法在授予行政紧急权的同时,通过限制紧急状态的条件、宣布程序,确立行使行政紧急权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实现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我国宪法对行政紧急权的规制应考虑到完善紧急状态立法和未来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适当借鉴各国宪法的合理做法。因此,我国宪法应明确行政紧急权的授权、紧急状态的条件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确立行使行政紧急权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试论行政紧急权运作中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行政紧急权以紧急状态作为运作的前提，而紧急状态是指一种异于平时的国家状态，这种非常状态不但使得国家面临重大的危机，而且无法以法律的常规手段来应对，必须获得超出平时法律范围的授权，以恢复常态。行政紧急权作为国家紧急权的核心，其行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公民权利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如何对公民权利予以限制和保障是面临的重要问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合法性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有其必要性。从法治的角度出发,唯有用尽现有法定措施和具有"更强理由"的条件下,方可行使行政紧急权。我国目前关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制现状对于我国未来的立法选择留有很大的空间,整合现有法律,充分调动现有法律的可用性,同时,在法律的衔接和制度设计上借鉴西方并修改完善,是行政紧急权合法性的要求和着力方向。

论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

行政紧急权也称行政应急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在行使行政紧急权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应将依法行政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行政紧急权行使必须遵循的两项基本原则,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对其予以规制。

浅谈我国政府行政紧急权在公共应急法制中的行使

近年来,公共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的程度日益加重,危机事件在一个时期内打乱了经济发展的步伐,给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古语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实上,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昭示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公共突发事件的高发期。有识之士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公共危机的形式不断变异、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如何加强我国的公共应急系统建设迫在眉睫。公共应急法制是公共应急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因政府的职责和功能之所在而使得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成为公共应急法制的核心。

紧急状态与紧急状态立法

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是现代民主宪政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来自自然界或人类自身的,影响整个国家或局部地区正常秩序的危急局势的发生。在危急局势来临时,政府必须动用行政紧急权才能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我们的法律如何支持和监督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行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国家的利益。做好这一课题,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紧急状态立法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突发事件频繁发生而且日益复杂化，呈现了危害加重的趋势，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已经成为了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问题，因此对紧急状态立法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突发事件不仅频繁发生而且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及危害加重的趋势,这些突发事件随时可能致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若不行使国家紧急权迅速整合资源应对危机,不但公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国家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巨大威胁。紧急状态的本质就是国家紧急权的行使及公民权利的限制与克减,其要求国家采取非常态的突破常规法律限制的紧急权及措施应对危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急剧扩张可能会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有把国家推向独裁专制的危险。建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已成为了当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必要,我国也应在宪法框架内逐步建立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补偿的法理分析

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属于行政紧急征用,民用运力征用制度应遵循现代财产征用法律原理,对于在国家行使民用运力动员权过程中权利受损的单位和个人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我国民用运力国防动员征用的相关法律欠缺有关征用及补偿的程序。为落实宪法的要求,应尽快完善民用运力征用补偿标准以及救济机制,切实保障被征用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论紧急状态启动的宪法规制

宪法规制紧急状态启动是维护宪法秩序、规制行政紧急权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紧急状态启动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紧急状态的界定和分类、确定宣布紧急状态的主体和程序、限定紧急状态的期限。我国紧急状态启动制度存在紧急状态的界定不明确、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不具体和没有规定紧急状态的期限等问题。为完善紧急状态启动制度,我国宪法未来需要对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紧急状态的持续期限和延期程序加以明确。

反思施米特:紧急状态下的法治结构与比例原则

卡尔·施米特认为在紧急状态下法律将会退场,而创制国家和法律的主权将会重现。施米特将其定义为不受任何规范法律和政治权力限制的最高权威,唯一评判行使主权效果的标准是其能否有效地克服紧急状态。然而,极端性的学说为主权涂上了专政性色彩、赋予了危险性的可能。这主要表现在不受控制的主权可以在消灭一个紧急状态的同时,诱发另一个紧急状态。戴森豪斯、格劳斯和阿克曼等学者从普通法法治原则视角提出不同程序和实质性内容建立紧急状态下的法治结构。同时,联合国与欧洲理事会也要求紧急状态下克减基本权利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然而,比例原则仅是说理性的框架,其不能成为得出唯一正确答案的数学公式。不同主体基于其关注的内容和目标的差异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甚至均衡性原则的适用也无法避免价值性的判断。

“雾霾应急的环境法理”之反思

政府在雾霾应急中实施的"保护不足"与"过度侵害"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多元性,《陈文》将其限定为私益的观点具有片面性;以公民权利制约雾霾应急权力依然具有生命力,以权力制约雾霾应急权力依然是最有效方式,而司法权力难以制约雾霾应急权力本就是行政紧急权力理论的应有之义,行政紧急权力理论并非立基于单向度的"公民与国家"以及"侵害与救济"关系,《陈文》对该理论的认识存在狭隘性;由于存在对雾霾应急分期的粗糙性、对雾霾预警分级的迟钝性等问题,《陈文》提出的基于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来评价雾霾应急行为的理论过于牵强;由于混淆了常态行政与应急行政下法院应当具有不同功能的基本原理,《陈文》主张人民法院审查政府雾霾应急行为的观点具有天真性。有效解决"保护不足"与"过度侵害"的途径则是综合运用现行行政紧急权理论中比较成熟的制约机制,同时开发新的制约机制--人民检察院提起雾霾应急行政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