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行政审判的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以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为中心

我国现行的行政审判制度不能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使其正当性受到质疑,解决行政纠纷既是行政审判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现阶段行政审判必须担负起的政治功能。现行行政审判制度的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未能回应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需求,其根源在于"双重社会"下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行政审判制度价值追求与目标设定应具有"中国性",必须对当下行政纠纷实质性解决的现实需要予以回应,并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合协调作用。

行政纠纷的分流与实质性解决

2014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意味着行政诉讼的功能定位有了重大调整,标志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立场转向实质性解决纠纷司法政策。与之前国家倡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司法政策相比,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是建立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之上,司法与行政处于一种良性互动机制,法院与其他主体在解决行政纠纷上具有目标的一致性。行政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与实质性解决之间并非对立、排斥,两者共存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入口机制、形式、手段,实质性纠纷解决是出口路径、内容与目标。

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实践困境与纾解路径

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面临着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的实践困境.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表现为行政争议“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问题,并通过行政争议上诉率高、申诉率高、信访率高、实体裁判率低、原告息诉服判率低等数据呈现出来.该困境背后隐藏着行政与司法之复杂关系、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以及法院“中立裁判者”与“政策实施者”双重身份矛盾等深层原因.在后立法时代,应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内探寻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纾解路径.基于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纾解路径主要在于建立健全“府院联动”“审检联动”机制和提升法院在行政争议解决全过程中的释法说理能力.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视域中行政道歉的实体法律规范研究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道歉能够帮助实现“满足当事人多元需求、促进纠纷实质性化解”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行政道歉的功能,需要从致歉主体、对象、条件、内容以及后续法律责任等方面予以实体规范。致歉主体分为致歉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等具体致歉人,致歉对象不限于社会公众和特定行政相对人,致歉条件涵盖“失政”“失德”行为,致歉内容包括分析错误、自责、补救等,后续责任追究成为行政道歉完成的最终标志。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研究

行政争议的产生是行政管理的必然产物,但行政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得不到有效化解,不但有损政府威信,不利于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信互通,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迈进的进程,而且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坚持问题导向,从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的困境入手,探寻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径,就是要持续推动行政机关合法合理行政、完善府院联动机制、建构行政争议非诉解决机制、完善法院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机制。

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配套机制的行政应诉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首批15个行政应诉典型案例,为观察法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实效提供了重要样本。行政应诉通过承载空间和信息基础的供给,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扮演了沟通平台角色。行政应诉庭审旁听普法功能和理性对话互信功能的释放,能够发挥预防行政争议产生的溢出效应。人民法院在坚守依法审判底线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行政审判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促成行政自我拓展应诉案件范围和行政应诉自我纠错结案进行正向激励,并针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出庭应诉和聚焦实质化解发声义务进行反向问责,进一步激活中国特色行政应诉制度的治理效能。

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规范主义进路

从实务界发布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典型案例出发,可以提炼出当前对这一审判理念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及其操作方式: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两者在基本理念、制度操作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相较而言,规范主义进路更符合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和司法权运作规律,更契合既有审判经验和做法,且内涵于现有法律规定,结果主义进路则因存在诸多问题而应当审慎采用。在规范主义进路之下更好地展开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活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属性,重视行政诉讼类型理论应用,正确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注重发挥法官释明和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能动作用。

从手段到目的:人民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与行政化——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视角

当前,法院司法考核有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倾向。以A市F区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例,该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所取得的荣誉数量与新收民商事案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缘由是,该法院为达到考核要求人为“注入”“甩干”审理时间短、以撤诉方式结案的物业服务合同和供用热力合同的串案,由此揭示了当前同级法院司法考核的内卷化和上下级法院司法考核的行政化。对此,应从设置灵活的司法考核规则,构建多元的司法考核程序,以及科学地运用司法考核结果等方面对司法考核予以优化。

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的廓清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理念下,能动司法不意味着司法万能。司法实践对实质性的判断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通过合理性审查消灭不确定法律状态,基于保障权益和节约资源而变通诉讼程序,进入审判外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的解纷渠道。一方面,法院将确权判决、原告撤诉、诉讼程序不重启、协商调解等可视化结果视为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另一方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在多数裁判文书中仅作为宣誓性表达。这造成实质性的形式化,泛化实质性标准,产生司法能动与谦抑、程序与实体、尊重当事人意志与司法介入之间的价值冲突。我国司法正义观介于纯粹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追求解纷效率的同时,需避免司法负担过重或肆意逸脱至审判外渠道。鉴于此,司法解决行政争议中实质性标准应受限于司法实体裁判能力,理性识别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且不可将协商调解与府院合作等同于实质性的达成。

行政复议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比较优势分析

随着行政复议被定位为“行政争议解决的主渠道”,对行政复议功能与实效的质疑与思虑愈发愈烈。行政复议能否实际成为“主渠道”,关键取决于其能否实质性地解决行政争议。在以程序终结与权利救济两方面为定义的“实质性解决”的视角下,行政诉讼存在着审查范围与深度的缺陷,信访存在着宗旨不符的局限,而复议则具有更专业的业务优势、更灵活的法律应用优势、更直接的执行优势、更丰富的资源优势。尤其是对于需要行政机关自发协调、主动让步、自我监督的纠纷类型,行政复议是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最为合适且有力的选择。

以行政裁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思考

通过对医患双方自愿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四种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现有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卫生行政部门在解决医疗纠纷上缺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发挥行政裁决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用。医疗纠纷与卫生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且专业性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行政裁决新定位的背景下,将行政裁决设立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是落实党中央探索扩大行政裁决适用范围的优先事项。文章分析了以行政裁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提出了以行政裁决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的现实路径。

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价值与目标

在当前我国行政审判制度运行模式不能有效地化解行政纠纷的现实状况下,面对日益突出的申诉、上访难题,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现阶段的限制性因素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需要厘清行政审判的价值并对行政审判的目标进行重新定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实质性地解决行政纠纷需要重新制定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并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探寻多元化解行政纠纷的渠道。

行政裁决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与完善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裁决不仅可以疏解法院办案压力,扮演化解民事纠纷“分流阀”的角色,还可以在行政性解纷机制里发挥“中坚力量”的作用。行政裁决在多元解纷机制中存在认可度低、制度设计缺失、救济途径成本高等诸多困境。为此,有必要从规范适用范围、强化主体独立与提升程序公正三方面对行政裁决进行制度重构。为优化行政裁决与其他非诉机制的协调,需要推动行政裁决与民间性解纷机制的互动,并强化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的配合。为促进行政裁决与诉讼机制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掘不同种类行政裁决的独特属性,重新构建差异化的诉讼救济途径。

论PPP纠纷解决的行政裁决机制

PPP纠纷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纠纷类型,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专业性强,周期性长,更大程度上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持续不中断供给,因此快速高效地解决PPP纠纷是PPP良善发展的根本保障。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裁决由于具有专业性强、成本低、高效、结果可接受度较高等特性,成为PPP纠纷解决的良好机制。充分发挥行政裁决机制解决PPP纠纷的功效,需要设立专门的PPP纠纷解决的行政裁决机构,构建高效公正的行政裁决法律程序,并完善PPP纠纷行政裁决的监督救济机制。

行政复议中止的纠纷化解路径——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为视角

我国行政复议中止制度仅对中止事由进行了详细规定,而如何启动行政复议中止及恢复案件审理的规定都不明晰,这使得实践中极易引发行政复议中止纠纷。在行政权主动扩张和司法权过度谦抑的背景下,申请人既没有提出异议的行政渠道,转而寻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效果亦十分有限,从而造成了对行政复议及时原则和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破坏。具有丰富内涵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命题对此能提供一定的思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当发生行政复议中止纠纷时,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允许行政复议申请人先向其提出异议,以追求纠纷的最便利解决;当行政复议内部救济未果,法院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行政复议中止进行实质审查,确保司法最终救济原则的实现;而随着检察机关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中的重要性不断攀升,应当发挥其对行政复议中止纠纷解决的监督作用。

从“主渠道”到“实质性”:行政复议解决争议功能之审视

行政复议制度在行政争议解决体系中的地位是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行政复议制度变革的过程重于结果、立法用语的精当重于宣示。从历史逻辑、制度逻辑、发展逻辑和理论逻辑上看,行政复议应当充分汲取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本土经验,在功能定位上以行政争议获得实质性解决替代作为远景目标的主渠道作用。为了确保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功能的实现,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尚需从二元结构的复议体制设计、负面清单的受案范围规定、简便快捷的受理机制和灵活高效的处理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作为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补充机制的司法调解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近六年来首次依法以行政调解方式审结的典型行政案件,“林建国案”宣示了司法调解所具有的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功能。当下我国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协调和解路径偏好,应当在新行政诉讼法的体系化解释中予以解构。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一个以依法判决为主导、以司法调解和协调和解为补充、以其他辅助机制为配套的基本构造,司法调解因具有可视正义而处于优先适用地位。行政审判实践中司法调解补充性机制的失灵,源于法律文本规定自身的局限、行政审判考评的现实压力和当事人双方复杂的社会心态。为了激活司法调解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中的补充性作用,应当通过制定专项司法解释、构建科学考评体系、规范典型调解案例发布等三个方面进行保障。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生成背景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兴起,源于对行政审判实践中“程序空转”现象的反思,与以提升司法能力为取向的人民法院改革目标相契合。从行政争议的个案处理到诉源治理,司法观念变迁促进了人民法院法律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为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生成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增加了行政争议上升的风险,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引入兼顾了行政审判底线思维和服务大局观,成为人民法院运用法治思维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义。

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之实践检视——以上海法院32个典型行政案件为分析样本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连续三年发布的行政争议实质解决案例,为观察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了绝佳窗口。就实质性解决的判断标准而言,全面回应当事人真实诉求、整体化解行政与民事交织争议、彻底维护当事人利益关切构成行政诉讼案结事了的重要表征。就实质性解决的主体构造而言,法院系统的上下联动、府院互动的灵活多样、社会力量的多方参与构成行政审判能力发挥的组织资源。就实质性解决的具体路径而言,依法判决的日渐边缘、权益保护的不确定性、监督行政的功能萎缩构成协调化解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在法治典范区域的实践得失,亟待行政法学理予以总结提炼,促进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视角下我国行政诉讼补救判决之完善

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一些具体制度修改上对这一立法目的进行了回应,其中,第76条、第78条确立了一种新的判决形式——补救判决即是一种体现。然而,上述法条仅以“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表述对补救判决予以规范,但对该判决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救济制度等未予以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状况较为混乱。补救判决相关规则的缺失,亟待对实践的反思及对实体规范的深究为基础进行完善。在具体布设中,应当进一步明确补救判决的适用条件、确定具体适用程序、完善救济及保障制度,以达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