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行政约谈制度的规范化构建

行政约谈作为一种新兴的柔性执法方式最初产生于税收征管领域,随后逐渐应用于价格监管、食品卫生、生态保护、网络监管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行政约谈制度,对于行政约谈的规定分散在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中,相关规定并不一致,尚无统一标准。文章通过梳理行政约谈概念、法律属性,分析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并对于这一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从行政法治的角度,促进该制度的规范发展。

生态行政约谈制度:创新价值与完善方向

在我国,生态行政约谈制度已呈现多元化实践样态,但其理论研究仍主要置于法学以及行政法学的学科视野,定位在追求健全法制和促进法治的实践目标。生态行政约谈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与传统行政方式和法律制度不同,应当展现出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新型道德制度曙光,应当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超越工业社会的协作社会制度,构建面向后工业社会以新型合作社会制度为其本质内容的道德制度。因此,应赋予生态行政约谈制度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新内容、新地位与新功能。当然这也将是一个深刻变革和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合作治理视域下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实施路径探索

我国环保行政约谈制度以其协商性和柔性优势取得了一定成效。2020年8月新修订《生态环境部约谈办法》,对环保行政约谈工作做出更清晰的规定,但是主要涉及主体仍是政府和环境违法者,缺乏市场和社会的纳入。环保行政约谈的最佳模式选择是合作治理,即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主体的优势,约谈工作启动前共同收集环境信息,约谈会议上听取不同群体的代表表达意见,约谈后社会参与监督整改工作,保证约谈效果的持续性。本文以山西省临汾市环保行政约谈案例作为分析的切入点,基于合作治理理论,探讨当前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不足,并尝试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主体的角度出发给出路径建议,多元合作共治将会推进约谈工作朝着更民主合理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