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民国初年藏区行政统合之探析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族认同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当民族与国族利益相左,民族利益因国族利益而无法实现时,部分民族对利益权威性分配的主体认同就会降低甚至消失,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相反,则有利于国家稳定。本文将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对民国初年中央政府重构民族国家认同,整合边疆行政的相关举措展开探析,分析影响我国国族认同的不利因素,探讨构建多民族国家国族认同的新途径。

从合约治理到行政统合——资本下乡过程中治理策略转换的案例研究

资本下乡遭遇乡村社会的抵抗正在成为中国农业规模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通过对资本下乡社会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经历了由合约治理到行政统合的转变。资本试图以市场化的合约关系来整合社会关系,将社会力量吸纳进公司以构建内部层级治理结构的管理策略,从而应对来自乡村社会的多重抵抗。当“扎根乡土”失败后,下乡资本转而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借道”体制力量以行政化手段调用科层制向下延伸形成的组织体系,将乡村干部、种植能手和乡村公益性岗位聘用人员等利益主体整合进公司的管理体系,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资本与地方政府结成的紧密利益关系,能否保障下乡资本的经济社会效益抑或会带来新的意外后果,还有待更长时段的持续观察。

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县级运作及其治理机制——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为考察对象

项目制是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农村公共品项目制实践中,中央政府日益彰显县级政府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形成了农村公共品项目制县级运作体制,极大提高了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效能。在考察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实践基础上,探究和揭示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县级运作过程及其内在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公共品项目制县级运作主要以县级政府为关键枢纽,采用行政发包与市场外包等方式,运用格式化规章治理、数据化数字治理、选择化示范治理、分级化行程治理和专业化专家治理等机制,有效推动农村公共品项目进村。同时在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县级运作实践中,还需不断增强村庄自主性和农民主体性,构建政府、村庄与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治理新格局,强化协同合作治理行动。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