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合”行政观:中国特色公共行政精神的成熟定型

对于公共行政精神的完整理解需要兼顾显性的公共行政规范价值与隐性的公共行政观。在公共行政精神结构中,隐性成分较之于显性成分更具根本性。因此,公共行政精神的成熟定型从根本上讲就是隐性的公共行政观的成熟定型。公共行政精神成熟定型的标志在于从"本源"上确立符合国情的公共行政理性化进路以及相应的公共行政观。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及其理性化需要确立在复合形态的"理性-和合"行政观基础上。换言之,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及其现代化受到崇尚计算、视野收缩、以确定性为导向的"理性行政观",以及讲求度、阴阳互补、有机整体主义的"和合行政观"共同塑造和制约。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发展应当以中国为方法,积极挖掘和探寻和合行政观的价值、原理及其制度化实现,按照"理性-和合"进路稳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关于现代领导确立科学人事行政观的思考

依法用人治事是行政领导的基本职责,如何科学用人也是各级领导现实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才能有效地把握用人的真谛,从而有力推动现代人事行政科学运转,促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早日构建。

论包拯宽严并济的行政观

纵观包拯的为官生涯,其始终秉持宽严并济的行政观。这一行政观的形成,是包拯对中国传统思想精华加以吸收和灵活运用,并辅以其独特的成长、从政背景及自身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拯宽严并济的行政观分人分事分时,他的行政之道有原则讲策略,是一门值得当代行政人员悉心学习的行政管理艺术。

后税费时代我国乡镇政府的职能研究——基于多元公共行政观的视角

目前,国内学者多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作为政府再造以及职能设置的理论依托,但是这二者又存在一定的抵触。针对我国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设置的现状,从多元公共行政观的视角出发,从政治、管理和法律这三个领域来重塑乡镇政府职能,目的是把我国的乡镇政府打造为兼具"小而能"特征的有效政府。

多元公共行政观的整合及其启示——《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评析

管理、政治和法律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三种主要途径。罗森布鲁姆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首先在定义公共行政的同时区别了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的不同,然后通过对三种途径的整合来重新认识公共行政观,并强调了民主宪政的重要性与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该书的创新和贡献之处对我国政府行政现实有着重要启示作用:科学行政、公共服务和依法行政是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孔子与我国古代行政观

孔子与我国古代行政观刘仁鹏，刘仁坤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如何管理国家、选贤用人的思想。认真总结孔子的管理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极其有益的。一行政，就是行其政事，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职...

马克思主义行政观的中国本土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行政观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其本质是追求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行政观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一系列的追求“效率”和“公平”与公平的过程,中国的行政管理获得了更加科学、更加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在当前“中国梦”这一价值导向之下,马克思主义行政观在“公平”取向之上,被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本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行政观及其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进行阐述与分析。

金宝善卫生行政观研究(1927年～1937年)

金宝善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基于自己的留学经历与丰富的卫生行政经验,他提出了卫生行政建设的一系列主张,1927年~1937年渐成系统,主要表现在重视卫生行政的地位与作用、主张建构完整的卫生行政系统、提出保障卫生行政运行的策略等方面。金宝善的卫生行政观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并得到了当时部分社会精英的认可。此外,金宝善还将自己的卫生行政主张付诸实践,对民国卫生行政建设以及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和合行政观:中国特色政府行动原理之内核及其灵活性治理意涵

公共行政观源自约束条件下可治理性寻求的日常政府治理实践,而“可治理性寻求=确定性寻求+灵活性寻求”。理性行政观擅长确定性寻求,和合行政观则以灵活性寻求见长。和合行政观在本体论上强调关系本体性;在认识论上主张复杂范式、关联思维、辩证逻辑以及三分法;在价值论上强调和的逻辑、各得其所以及允执其中。在政府行动层面,和合行政观强调以“讲求度”“阴阳互补”“关联主义”以及“变通主义”为方法。融合理性与和合精神于一体的“理性-和合”行政观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朝向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方向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问政:新行政观的逻辑起点

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已开始进入"问政时代"。问政,成为新行政观的逻辑起点。何为政、行政治、行人政、行民政、行公正等构成新行政观的基本内容。能否真正做到做好行政治、行人政、行民政、行公正,有赖于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的有效践行。

试论毛泽东的行政权力观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行政权力观,鲜明地肯定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提出了科学的"权力民授论";规定了为民掌权,为民行政的原则;认为在行政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让劳动者有权管理上层建筑,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党和政府的行政实践和廉政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行政人格观比较研究

权力民授是毛泽东、邓小平行政人格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党性和个性的统一则是他们关于理想行政人格的价值诉求。由于两代伟人所面对的历史任务的区别,他们对行政人格特质要求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具体的行政人格塑造途径上,毛泽东强调思想改造的作用,而邓小平更重视制度的功能。

解读“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提出了"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并进行了大范围的实践。这种公共行政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但中西方国情不同,我国不能盲目的移植美国的公共行政观,应当结合中国国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持续发展的新公共行政观。

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应当树立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程序法治、政府诚信、接受监督、权利救济等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年轻的行政公务人员还应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治发展观;对于能否建立起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问题,应在科学认识基础上树立坚定信心并作出不懈努力。

从异化到服务——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行政绩效观念转变

分析了我国以GDP为主的经济绩效评估观造成的政府职能定位异化并且与科学发展观相背离，主张从以GDP为主的经济行政绩效观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全面行政绩效观转变，阐述了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全面行政绩效评估观创立以及根据全面行政绩效观建立的公共绩效评估标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儒家“为政以德”的行政管理观及现代意义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为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 ,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 ,把教化与刑罚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两手政策 ,并有效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时至今日 ,这种政策仍有益于当代社会的治理与安定。

毛泽东行政体制观及其当代价值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环节。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这些弊端和不足影响了政府改革的深化。而毛泽东对行政体制的本质和运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行政体制观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是当代中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南,对当今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构建中的行政责任观

作为一种能够支配他人权利的权力 ,公共权力的形成源于这样一种承诺 :以公共权力为个人权利服务。承诺就是义务和责任。只有将内在立法的责任意识与外在立法的责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 ,才可有效防止行政权力行使者专权、滥权 ,并为增进人类福祉 ,维护人的自由与权利作出实质性贡献。

三种行政效率观及其整合

基于行政实践的发展和对其他社会理论成果的借鉴和吸收,人们逐渐形成了机械效率观、有机效率观和制度体制效率观这样三种行政效率观。这三种行政效率观彼此间具有一种相互补充的逻辑关系,反映了人们对行政效率认识的深化。鉴于三种行政效率观的研究视角侧重点不同而所关注的实质相同,可以对它们进行一定的综合而形成复合的效率观。这有助于深化对政府行政效率问题的认识,并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思路。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行政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也不可否认 ,行政腐败仍然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时有发生。在探讨这方面的原因时 ,人们往往注重从法制和体制等方面来考虑问题 ,而忽视了行政价值观这一重要因素。本文认为 ,部分领导干部在行政价值观方面的偏差和扭曲是导致行政腐败的重要原因。本文就部分领导干部在行政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