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规则制定请愿制度研究

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制定的行政规则制定请愿制度将以公民为代表的各方主体纳入行政规则制定的规划环节。该制度由美国行政程序法、国会颁布的一些成文法中的规则制定请愿条款以及各行政机构在权限范围内颁布的有关请愿程序的具体规定构成。该制度在降低行政机构被利益团体俘获风险、改善行政机关的狭窄性决策行为、降低行政规则制定主体收集制度需求信息成本、弥补行政立法决策信息投资不足和传递行政机构的政策偏好信息等多方面体现出制度优越性。作为该项制度的监督机制,美国的司法机关一直积极探索如何尊重行政机构专业性优势、不干涉行政机构合理范围内的裁量权以及积极履行审查职责三者间的平衡策略并由此经历了审慎审查、审查介入和实质性介入三个阶段。就我国而言,现有的行政立法工作计划制定环节中缺乏公众参与和对民意的吸纳,有关行政立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并未规定赋予公民、社会团体和相对方以权利提出行政立法动议或者提出行政立法请愿。我国行政立法中公众制度需求传递渠道的缺乏使得政府主导型的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因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无法及时获取法律制度需求而逐渐呈现出被动回应性和滞后性特征。

试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我国长期的行政实践证明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极其必要的 ,法律也授予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职权 ,同时法律规定行政活动必须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前我国仍然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斥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 ,这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行政法治化的建设 ,与 WTO规则不大相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 。

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

在中国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面临着普遍的“两难困境”,在立法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缺乏有诚意的、有效的和充分的沟通,导致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的紧张;在执法过程中政府奉行一种“问题化策略”和“运动式执法”,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的力量而忽视了执法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走出执法困境要求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通过制度化机制进行有效的、富有意义的交涉,在执法过程中应采取务实的态度,注重博弈过程中的学习、反思和策略调整。

设计制度实验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决策前的实验有助于提供有效信息。而制度实验则坦率地对待其所需信息,并在正式制定规则前实验不同的政策。这种以基于新数据和信息而调整政策可以减少预期结果的变数。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地分析一些美国最为典型的制度实验,讨论它们所遇到的挑战以及向预见性成本收益分析的转变。第二部分将会探讨应当如何设计可供测试的制度,从而获得追溯性制度评估所需的实验数据。第三部分将关注与实施有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