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刑事司法中行政证据转化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明确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资格,但此后相继公布的解释类规范性文件并未使得证据转化趋于明确,反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解决眼下实践问题的现实方式并非立法论研究,而是应当以解释论的视角回应争议。基于解释论的研究方法,可转化的证据收集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行政授权组织,可转化的证据种类应采最广义说,待转化行政证据的审查判断应当采用行政证据标准,公安机关收集的言辞证据不必重新收集,立案前后收集的证据并非证据转化条款规制的范围。

行政证据制度的证明标准

行政证据制度的建构及完善对于规制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法学领域,行政证据制度仍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处女地。作者以证明标准的视角对行政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从二者的异同之处去探索保持二者衔接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建构行政证据制度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参考。

论我国行政证据制度

随着服务政府理念的提出及盛行,行政权日益膨胀,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故对行政权进行规制,保护公民权益日益成为各个国家行政立法的共同目标之一。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说,规制行政行为也就是要求行政主体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根据行政证据来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完善的行政证据制度。

我国行政证据制度建构之研究

证据法专家们一直将研究视野局限于诉讼证据制度,忽视了对行政证据制度的研究,行政证据是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依法行政的质量。由于行政活动与诉讼活动的价值取向不同,行政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亦有区别,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和审查认定等核心制度上有着独立的规则,主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应由行政主体承担,被动性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标准应当根据效率性、经济性和权利保护等因素确立多元化的标准;审查认定和案件事实的综合判断应当引入自由心证制度。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与转化

证据的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重要的一环,现阶段的证据衔接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基础性的问题多视角地加以审视。完善证据衔接制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既需要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

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疑难问题研究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于52条第2款首次明确规定了行政证据可以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但该条规定本身过于原则,实践中的应用还需进一步分解与细化。首先要对行政证据概念加以界分。其次应明晰与严格限制证据收集主体的"行政机关",除实物证据进入刑事诉讼之外,还应有条件的允许言词证据的使用。最后在刑事诉讼中采纳行政证据,并非在最终判决中采信,行政证据要严格遵循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好瑕疵证据的解释与补正。

论行政证据的规制与保障功能

行政证据不同于行政诉讼证据,它是一种非讼类证据,主要用于行政执法程序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法律地位。行政证据是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有效手段,是维护公共利益、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行政证据是能独立存在并起重要作用的重要证据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行政证据使用条款论析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立法的理论根源在于我国行政违法、刑事犯罪二元追责体系和空白刑法规范对行政法律法规的依赖。因此,行政执法办案获得的证据实有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必要和价值。然而,在实践中该条文尚显粗疏,有较大解释空间。并且,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与刑事诉讼诸多规则存在冲突、矛盾,因此,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应当坚持正当法律程序、司法监督和证据裁判等原则。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重点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在肯定这一机制建立的正当性的同时,有必要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内涵、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范围、有权移交行政证据的主体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可能造成司法实践操作的混乱,导致侦查活动前置,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则,划清侦查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界限,严格行政证据的审查标准,加强对辩护方权利的保护。

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证据的质疑权

行政证据的合理运用和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证据的质疑权对我国行政法治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衡量要件之一。行政相对人这一权利的运用发生在行政执法中,不能将其等同于诉权和复议权,应当以行政程序法确立行政证据质疑权,平衡行政执法中的主体地位,建立行政行为自我证明制度,完善行政执法举证责任,以利于该权利的实现。

论“钓鱼”执法中的行政证据合法性问题

"钓鱼"执法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和法学界一致认为其违法,但是没有人能指出它究竟违反了哪个法。事实上,目前就找不到这样的法律依据,这反映出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行政证据制度,实践中行政机关的做法是照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证据规则。但是,把诉讼证据规则简单地移植到行政程序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政实践中都会产生冲突,因此,应当由《行政程序法》规定符合行政行为特点的行政证据制度。

浅析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

行政证据在行政程序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一直放在诉讼程序中讨论 ,致使行政证据研究尚不充分。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联系密切 ,但区别显著。将其与诉讼证据区分 。

论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相异及衔接

行政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并且存在较多衔接关系 ,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正确识别之必要。它们的相异主要表现在 :性质、目的、范围、证明对象、调查取证的阶段等方面。二者的衔接主要表现在 :行政诉讼的一部分证据来源于行政证据 ,二者都具有证据的基本属性、种类划分基本相同。区分行政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 ,不仅适应了法治行政的潮流 ,而且有助于树立现代法治和正当程序观念 。

从证据能力视角审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

证据能力是证据从材料到定案根据的基础。学界长期关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因证据能力的有无展开论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证据能力的规范,部分吸收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同时配套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是衡量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时证据能力有无的重要标尺。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当前以"快播"案为代表的大量网络色情犯罪进入刑事司法诉讼领域,而诸多关键证据系来源于行政证据。由于法律条文的粗疏,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面临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快播"案中。通过剖析诉讼法理和法律规定可知,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关联性应当以采纳适格证据为原则,符合"质"、"量"要求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赋予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瑕疵行政证据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不应一概排除。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取证的程序。

行政证据在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的转化与应用问题研究——以物证为例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两者间的纵向延伸关系使得实践中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的转化成为一种必然。两法衔接机制下,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关键是对不同范畴中的证据转化运用的把握。这一问题起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某些行政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后,证据的转化应用也就必然成为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重心。从物证鉴真的角度看,进一步明确证据转化应遵循的法律规定,并就公安机关在刑事执法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对于当前公安刑事执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证据规定对税务稽查取证的影响

税务稽查取证作为税务检查的核心环节,是检查工作顺利有效进行的基础和重要方面。但是税务稽查取证工作目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在税务稽查中作用的发挥,本文就《行政证据规定》对税务稽查取证的影响进行分析,试图总结出一般规律。

关于行政证据形式的探讨

行政证据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制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证据,应有其独立、统一的证据形式。目前,学界及立法部门对行政证据的形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就行政证据的形式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