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公安行政证明制度初探

公安行政证明行为是公安机关社会治安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当前公安行政证明制度面临着实践与学理的双重困境:在实践操作中,公安行政证明与每一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种不切合实际、缺少必要性的"奇葩证明"饱受社会舆论关注甚至苛责;与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学术理论上,该制度的研究寥寥,理论尚未能有效指导实践。构建一套契合当下行政程序规范与公民诉求的公安行政证明制度体系,积极探索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构建背景下,行政证明行为的"毋需证明"与"不证自明"模式,对于深化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具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证明行为之可诉性探究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为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直接导致了行政权不断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行政证明行为正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公权渗入私权的结果,虽然相较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证明行为较为柔性。但近年来,行政相对人基于行政证明行为而受到权利侵害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对于行政证明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较大争议。据此,本文将契合2015年5月新修改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从行政证明行为的基本理论出发,对行政证明行为的概念、特征等进行梳理,明确行政证明行为的本质属性,结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论证行政证明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的考察

行政证明在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长期被视为,甚至仅仅被视为一种“行政证据”,把它作为一种“行政行为”研究尚付阙如。行政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材料固然属于“行政证据”范畴,但当这种材料由行政机关提供并予证明相对人某种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时,它又成为了一种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本文将“行政证明”作为一种“特殊行政行为”,研讨了它的行为性质、可诉性及其诉讼特点。这一努力有助于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落实,明确行政证明行为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改变人民法院对行政证明行为“半推半就”的受理态度,以及促进行政法理论,特别是行政行为理论的完善和成熟。

行政诉讼中作证性行政证明证据形式的认定研究

实践中的行政证明可划分为行政确认性行政证明和作证性行政证明两类。行政审判中将行政证明一概作为书证加以审查认定实质上是一种误区。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证明的类别相异,其证据形式也应当区别对待。将作证性行政证明归入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是解除行政诉讼中作证性行政证明作为证据材料使用时面临困境的较好路径。

是行政证明?还是鉴定结论?

是行政证明？还是鉴定结论？孙中华某园林艺术公司与某装饰工程公司因北京市一装饰工程发生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双方对装饰工程的总造价及工程量未作决算。在诉讼过程中，某基层法院按照中院的通知，即：“对工程结算以及室内装饰工程需要勘验或评估的，应委托市室...

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元化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关于证明标准之规定遇到了许多现实难题。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当与案件性质及对公民、法人权益影响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在行政诉讼中设立多元的证明标准体系,包括优势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和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刍议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涵义和特征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我国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行革新的建议。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完善之探讨

对行政诉讼案件事实判断的科学性、正确性,涉及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我国采用证据确凿标准。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多样化的设想。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重构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之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仍然停留在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三重证明标准,它虽然能在理论上进行了合理的划分,但是实践中却仍存在操作困难的问题。因此,建构行政诉讼的二重证明标准才是一条新的出路。

从德国担保代宣誓制度窥探行政程序证明标准

担保代宣誓制度是联邦德国特有的行政程序制度,它产生于行政国家的土壤,体现了行政效率的价值选择。行政国家最大的特点便是行政权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行政管理内在效率属性的要求,如何科学确定行政程序证明标准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行为之可诉性研究——以“南通市中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案”为楔子

无论从内容、用途还是性质上看,医院出具死亡证明的活动都属于行政证明行为。基于此类行为权利义务的实际影响性和法律效力的特殊性,当事人可以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因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而引发的行政纠纷的出现,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规范模式和实质标准的重构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死亡医学证明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死亡医学证明行为由于其特殊的法律属性与保险理赔、遗产继承、工伤认定等民事纠纷的解决以及殡葬火化、户口注销等手续的办理联系密切,具有深刻的现实法律意义。审判实践中将死亡医学证明行为认定为民事合同义务、民事证明行为、法定义务的观点都是不成立的。理论研究中将死亡医学证明行为认定为行政证明行为的观点基本成立,但其界定不够具体,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死亡医学证明行为界定为行政证明行为中的鉴定行为,聚焦于死亡医学证明行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着力建构非诉性和程序性的法律规制路径,以从源头上规范死亡医学证明行为,减少和避免相关诉讼纠纷。

行政执法中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研究——以交通管理执法为视角

以交通管理执法为视角,通过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的证据法学方面的分析,肯定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的法律地位。行政执法中有争议的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如针对待运状态中的非法运营车辆、诱惑性调查手段等,其产生和适用具有的合法性。公众参与性取证行为在采用时须严格规范。

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概念及构建意义

《行政程序法》与构建行政程序证据制度对我国依法行政意义重大。需加强学界对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理论探讨,确立严密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有利于政府机构及人员的权力制衡,实现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公平、公开、高效地解决各种诉讼。

关于工人对调进京有什么具体规定?

最近有不少读者询问工人对调进京的一些有关问题。为此,本刊特请北京市劳动局综合解答于后。

行政程序证明责任与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衔接——龙霸公司诉大兴劳动局工伤认定案法律分析

从证明责任的本质来看,行政程序证明责任是在事实真伪不明时的风险分配机制。行政程序证明责任规范在行政立法中的大量出现,使得行政主体作出的部分行政行为是依照证明责任进行的风险分配,并非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因而,法院在适用行政诉讼证明责任时应关注这一立法发展,严格恪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以将两种证明责任进行有效衔接。本文将以一起工伤认定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

从“德发案”看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的适用

税收核定因涉及对税法不确定概念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裁量性,容易引起征纳双方对纳税事实的争议。法院在处理税收核定争议时,采取何种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发案”审理过程中,对司法证明标准的拿捏与适用可圈可点,但也仍存在不足之处。从该案证明标准适用过程可以看出,税收核定中的待证事实存在证据收集的难易程度、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力量对比以及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待证事实为轨道,以中立性适用为原则,构建一套有层次的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体系及适用规则,以此保证税收核定司法审查的相对稳定,并为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核定提供参考标准,最终提髙纳税人经济行为税收评价的可预测性。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 ,其基本的标准为 :诉讼的提起 ,要求原告应首先负推进的责任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主张权利成立的一方在行政诉讼中仍要对权利成立要件负举证责任 ,另一方对所主张的权利妨害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负举证责任。但是 ,上述分配规则如果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不合理、违背行政诉讼目的的结果时 。

浅析行政准法律行为及其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

行政准法律行为作为行政法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当行政准法律行为影响到行政相对人时,会有怎样的行政准法律行为行政准法律行为的表现形式有行政证明,行政确认,行政登记;拘束力、公定力、执行力是其法律效力;而行政准法律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超限额猎捕野生动物的受处罚主体及证明标准

【裁判要旨】对于超限额猎捕野生动物的可处罚主体,是直接实施非法猎捕的行为者还是包括组织者等,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结合立法本意,组织者、策划者应作为被处罚主体。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并不单一,要围绕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本案中涉及对非法超限额猎捕野鸭的事实认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仅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事实认定标准,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要结合案件全部证据综合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