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证问题研究

行政检察监督重点是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而司法实践中,因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尚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监督体系、监督效能等方面。检察机关应积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依法、全面、有效、智慧实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夯实行政检察监督“基石”,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效遵循。

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选登(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违法建(构)筑物没收处置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推动行政检察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落地见效。

关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反思

我国采用非诉行政执行作为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实践中必然带来司法中立形象受损、不利于相对人利益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明、不利于行政权的司法监督、行政效率受损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众多实践问题的背后,则是理论上的严重冲突。根据行政执行的性质,在立法层面,非诉行政执行改革应当使行政执行从行政诉讼法中分离出来,通过类似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专门行政执行法予以规范,成立专门的行政执行机构,严格地遵循法律程序履行职责。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

非诉行政执行是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制度规范和实践操作中均存在诸多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因基本依据之间的矛盾、裁执分离模式处境尴尬等导致的模式不定,法院内部在立案、审查、执行各阶段机构不一;法院对于撤回执行申请的处理不统一;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送达主体不清、程序不明等造成程序上的混乱;法院审查方式不明确,法院审查标准难以把握,法院审查后果的多样化等而产生的审查不清;因权利人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范围过窄、条件不具体,未赋予被执行人对非诉行政执行裁定书的救济权而表现出的保障救济不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论行政诉讼执行程序

行政诉讼执行是解决行政争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任何司法裁定或判决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都将严重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行政诉讼判令的执行尤其如此。从程序上讲其分为行政诉讼执行和非诉行政执行,非诉行政执行在数量上远超过行政诉讼执行。解决执行难,当先要重程序而后重实体,使之成为一个程序正当、实体正义的执行体系或制度规范。如果行政诉讼上的司法判令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就犹如一把不能燃烧的柴火,一束不能发亮的光。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体制之改造——以裁执分离模式为路径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在我国已正式施行二十余年,本应稳妥和有效实施的这项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暴露出愈来愈多的弊端和不足,特别是在土地征收、房屋征迁、土地违法等案件的执行方面,以法院审查和执行为主导的裁执一体模式已到了"非改不可"之地步。任何制度的改造或变革,均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法治现状和国家政治体制等基本国情,故而在诸多改革方案中,裁执分离模式脱颖而出,备受司法实务部门青睐,其理论的正当性可通过法规范层面的可解释性、司法权与行政权各回本位、强制执行权可分原理以及社会风险规制和负担理论予以证成,其未来发展的路径有赖于适用范围的扩大化、审查程序和标准的复合化、组织实施主体的明确化以及执行过程的规范化等多方面制度构造的优化和提升。

行政再审程序之改造——以行政诉权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再审程序沿袭了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规定,但却未体现其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作为一项独特的救济形式,行政再审程序在实际运行中生发出诸多疑问,形成难以解释的诉讼怪圈,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诉权的旁落。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石,对行政再审程序缺陷的分析和制度的重建应当以行政诉权的有效保障为依归。

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标准问题及对策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非诉行政执行司法审查问题的解释存在前后矛盾之处,解决途径是在确认非诉行政执行的行政行为性质和恢复《行政诉讼法》当初设计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时提高行政效率的主要功能的基础上,重新建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

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配置模式之选择——以湖南基层法院的实践为例

调查表明,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确定的行政庭审查、执行局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审查与执行模式,并没有成为目前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主流选择。这种既有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差异昭示,目前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要求我国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权配置模式既要有长远目标,也要有现实考量,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因地制宜,而不能"一刀切"。

论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和环保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数量的逐年增加,现行的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各种缺陷开始凸显出来,亟待完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适当扩大环保部门的强制执行权,建立委托强制执行机制和协助强制执行机制,探索建立重大案件行政强制先予执行机制,建立健全环保部门与法院联动协作机制等,从而推动环保非诉案件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诉讼化改造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混淆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界限、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不易操作、不利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法院公信力和权威性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美国的做法为完善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保持法院司法审查的灵魂,将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化,同时确立行政执行之诉,强化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行为执行之诉的适用范围,应当以执行标的为基本划分标准,辅之以其他标准;在程序构造上,应当在当事人、举证责任、审理方式以及裁判和救济等方面设计与非诉行政执行不同的程序和制度,突出其和行政诉讼普通类型的区别和它的"执行"特征。

非诉行政执行的悖论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设立是限于我国目前行政执法水平和市民社会的发育状况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该制度本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行政行为效力的悖论、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法院权力与责任的悖论、司法权的悖论、审查目的与手段的悖论和法院地位的悖论。因此,该制度必须加以彻底改造或者取消。

对非诉行政执行的重新审视

本文从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现状入手,对非诉行政执行权的分布和非诉行政执行的实际运作作了较为细致的实证分析,进而从制度生成的历史和法理基础方面探究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从比较法的路径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以及整个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作了重构尝试。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多向度审思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有其自身的优势,但近年也受到一些非议。从法治社会和传统法理的层面考察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设立该制度是必要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相比行政救济制度,它最大化地保证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相比,它又具有约束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的作用。建议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结合起来使用。

环境保护非诉行政执行禁止令的法律性质与规范适用

环保行政机关常因无自力强制执行权,在面对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决定且持续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时陷入困境,环境保护非诉行政执行禁止令可在该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为生态环境提供暂时性之保护。其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环保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存在的"空窗期",更在于通过环境行政执法和司法的相互衔接配合,丰富生态环境损害预防性救济的手段。在性质上,该禁止令不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也不是行为保全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又一拓展,而是以实现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行政行为的司法保障措施,属于程序法上一种新的、独立的非诉行政执行程序的准备程序。对禁止令的适用情形应当以环保行政机关所作行政决定是否具有期限限制为依据,进行分层化处理。在适用程序设置上,通过交错运用诉讼与非讼程序法理,遵循"环保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审查判断"的单边结构,进一步优化禁止令的申请、审查、执行及终止程序,规范其司法适用。

裁执分离语境下域内外行政执行之比较——基于完善非诉行政执行的目的

裁执分离已成为当前非诉行政执行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权力的构造和来源上离不开司法权与行政权、裁判权与执行权的大语境。在该语境下,对域外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执行理论和体制进行比较研究,行政执行正是在"裁"与"执"的不断博弈中走向成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时代,行政执行特别是非诉行政执行,应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裁执分离理论和执行体制,实现行政执行从形式裁执分离到实质裁执分离的转变,以彻底解决长久以来非诉行政执行所面临的困境。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合法性审查的二维解构

作为一项非典型的司法审查活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与普通行政诉讼案件迥异。当前司法实践中开展的审查活动忽视了这种差别,引发了与行政过程、普通行政诉讼等外部制度的兼容性难题,且不利于行政效能的切实发挥,应当进行重构。新的合法性审查在两个维度内展开:首先以行政机关提交的申请材料为审查对象;其次根据个案情况适用不同的审查强度。通过审查对象的理性限定和审查强度的灵活变换,新的合法性审查可以有效化解内部双重价值目标之间的张力,并实现与外部制度的平稳衔接。

非诉行政执行性质研究

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是指非诉行政执行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诉讼执行的根本特性。在我国法学界,对非诉行政执行性质的认识存在不同的观点,各种见解虽然大相径庭,但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于行政性质说和司法性质说的分歧。行政性质说和司法性质说所持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都不能充分体现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特点。依据权力属性的区分和分权理论,非诉行政执行应当兼具行政性质和司法性质。对非诉行政执行的性质进行探讨,可以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指导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