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村民委员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逻辑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将村民委员会列入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然而司法解释内容的含糊以及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合法性,使得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存在争议,以致受案范围局促。《宪法》第111条和《宪法》第三章将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置于国家机构的范围,明确了村委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宪法基础。从1982年开始的中央一号文件到《村委会组织法》,从《行政诉讼法》修订到最高院司法解释,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规范越来越清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64份有关村委会做被告的判决或裁定,尽管存在着认可或不认可,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实践已经客观存在着。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村委会作为自治与法治的“双重身份”已然越来越突出。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有助于更好地协调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从而推动法治中国下和谐乡村的建设。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衔接与改造问题研究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保护国民合法利益的重要救济手段,他们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重要性。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行政立法的重要内容,是行政合作伙伴申请行政救济的两种主要方式。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应该对其目的和用途进行精准定位,以保证实际应用效果。现今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个人自由,只有保证行政相对人有足够的主动权及选择权,他们才能申请行政审查和行政诉讼。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看,说明只有二者合理衔接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救济国民合法权益,本文阐述它们二者衔接的必要性和现状,并从证据、适用范围、程序三方面来分析完善。

行政诉讼跨区域管辖的制度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采用的管辖制度都是根据行政区划进行管辖的划分,但是这种制度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保护现象。为解决这种情况,各地区都进行了跨区域管辖制度的试点,可大致分为交叉类管辖和集中类管辖两类。但是,当前的试点还存在着标准不统一、原告参加诉讼的成本高、法院的审判力量不足的问题,并且有可能导致新的地方干预的出现。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制度、标准、技术等多个角度入手解决。对管辖法院和适用案件的选择应制定明确的标准,并允许原告自由选择。加强法院审判队伍的建设,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完善配套的执行措施,合理使用互联网技术提高审理效率。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困境与出路

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变更判决,2014年修订时适度扩大了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但变更判决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极少。变更判决面临的困境有:一是“明显不当”的概念不清,二是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三是裁量权收缩的适用条件过于严苛,四是法院对变更判决适用尺度不一。针对以上困境,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明显不当”限于社会公众能明显感受到的不适当;其次,在行政处罚中仅限于结果明显不当;再次,适用条件未必限于裁量权收缩至零,在仅对处罚结果有争议或者是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形下可以适用变更判决;最后,建立裁量基准使法院可以参考判断是否“明显不当”。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性——基于三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行政诉讼中对于可以证明为行政诉讼的事实状态的全部事实内容的基本准则,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严格要求,但对于具体条文的理解较为宽泛。结合对交通行政处罚、产品商标权、土地信息资料登记三个具体行政诉讼涉诉案例分析,对行政诉讼中作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三个重要规则进行阐述,进一步说明证据提供规则是质证和认证的基础,调取证据是解决当事人举证困难的救济方式,作证和质证是法庭对证据认定的重要环节,认证规则则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明效力的认定。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背景下的检察一体化研究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是减少地方干预、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有效举措,该制度的实施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也面临调查取证难、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效果难以发挥、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难以实现等问题。文章以检察一体化履职为思路,提出通过检察机关上下一体整合力量、同级检察机关横向联合、建立信息化平台实现内部协同的方式,有效化解行政监督案件办理中的困境,实现以“穿透式”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

行政诉讼情况判决的适用检视与完善——以166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情况判决的适用存在着对所涉利益性质界定不清晰、对重大损害缺乏衡量标准、对补救措施的判定不明确以及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界分不清晰等问题。实践中,所涉利益是否区分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影响情况判决的适用,但法院需在判决书中以清晰逻辑对利益定性进行解释证成;对重大损害的衡量,法院需保持中立,综合考量利益轻重,并在判决书披露利益衡量过程;在补救措施方面,法院应对为何责令补救、对谁补救、对何种不利益进行补救等予以解释说明。在适用情况判决时,法院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应当撤销而不撤销”与“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作出区分。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下专利行政诉讼的保护困境

专利行政诉讼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保护机制,具有实质性解决专利问题、维护专利市场秩序、保护专利权人及相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现实中,专利行政诉讼存在诉权常被滥用、专利诉讼循环往复、证据规则不明确等问题,难以维护“专利”市场的秩序。解决专利行政诉讼困境有利于推进我国专利行政诉讼保护制度的完善,达成专利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有效衔接,助力社会治理一体化建设。

浅析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用

在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重作判决是一种依附于撤销判决而存在的特殊判决方式。在司法实践中,重作判决有被滥用的风险和趋势。应当明确重作判决的适用情形与适用条件,严格规范重作判决的适用;同时从行政机关裁量权角度出发,鼓励法院视情况增加判决中的实体性内容,在寻求审判权与行政权平衡的同时发挥行政诉讼解决争议、保障权利、监督行政的作用。

征地补偿协议案件的行政诉讼困境及应对策略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行政协议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征地补偿协议为例:在行政诉讼中,各方参与者对于行政协议性质的认识发生变化,但仍存在瑕疵。相对人层面,其真实诉求在审判过程中不易得到满足;政府层面,行政协议中需要加以监管的部分存在监管缺失;法院层面,存在避重就轻的问题,避免真正判定行政协议的效力。除政府层面须完善行政协议配套监管措施外,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加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工作研究

司法建议在我国具有较长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雏形,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得较为迅速。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下发文件来强调司法建议的重要性,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积极响应,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积极开展了司法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行政诉讼司法建议作为人民法院延伸管理职能的一种举措,在解决行政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诉讼是社会矛盾解决的重要选择,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通常比其他机关更了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而有些社会问题并不能通过裁判来解决但是又需要法院参与进来,司法建议制度便应运而生。人民法院通过深入分析这些问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本文通过研究人民法院在实践中运用司法建议解决问题的具体案例,进而对司法建议在现实运行中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的多维审视

行政诉讼“程序空转”是指行政诉讼程序在回应起诉人的实体诉求、实现公平正义方面的“无效果”或者“低效率”。这一现象可被分为五种现实类型:实体诉求被裁驳类、实体诉求被转回行政机关类、二审以上程序被高频率使用类、多个关联诉讼包裹一个实体性诉求类和胜诉判决“聊胜于无”类。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行政诉讼法规范的不足、缺失或者被机械适用,是部分间接原因;法官们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动力、能力与资源不足,是直接原因;行政审判的内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乃深层原因。为尽可能减少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除了明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范的适用规则、加强行政审判法官的专业化及职业保障等外,更为重要的是要着力改善行政审判的内外部环境。

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则的合理适用——以全国法院8869份行政裁定书为样本

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由《行诉解释》作出规定,其中第106条是行为模式,第69条为法律后果,二者共同构成了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则。通过对全国法院8869份行政裁定书的分析表明:随着我国行政诉讼重复起诉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暴露出行政诉讼禁止重复起诉规范条文的逻辑错位,识别标准的任意突破以及审查程序有待厘清等问题。为合理适用该条款,在规范层面上,需修正第69条第一款第六项为“同一事项处于诉讼过程中”,改变“重复起诉”与“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相并列情形;在识别标准上,由于行政行为作为程序标的应与诉讼标的相区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不应扩张至判决理由、事实和理由并非区分不同案件的关键因素,故应回归并严格限制“三要素相同”标准;在审查程序上,应明确区分诉的三阶层要件及递进式审查顺序,根据诉的评价位阶理论,对作为诉讼要件的重复起诉问题进行审查。

宋代“特许越诉法”:中华法系行政诉讼之独例

北宋末年起至南宋,皇帝不断颁布制、敕,特许百姓对官吏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越诉”,形成了“特许越诉法”。“特许越诉”的对象是官吏侵犯百姓人身权财产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要求百姓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都是管理相对人即百姓,被告都是管理者即官吏。宋代“特许越诉”的受理机关一般为被告的上级司法或监察机关,管辖机关级别高;对“特许越诉”的审理与监察制度及对相关官吏的追责相结合,力度较大。宋代“特许越诉法”为中华法系行政诉讼制度之独例,彰显了宋代法制居于中华法系极高水平和世界同时期先进水平,其内容对当前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为分析对象

《行诉解释》第106条首次明确了行政诉讼中的重复起诉识别标准。然而,由于该标准过于抽象,法院在识别过程中,一方面因对三要素的理解存在偏差,规范之内未严格遵循三要素均相同的识别标准;另一方面因对诉讼标的之不同理解、既判力客观范围的扩张理论之发展、立案登记制下法定起诉条件之解读,规范之外以行政行为、主要争点、事实和理由为识别标准,导致重复起诉认定呈现出宽泛化趋势。据此,应以《行诉解释》第106条三要素识别标准为依据,确定当事人同一性之“一般情形+特殊情形”标准,选择诉讼标的同一性之“行政行为违法性说”标准,区分诉讼请求同一性之“诉求相同型与诉求包含型”标准,以此构建和解释行政诉讼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档案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研究

档案行政诉讼“程序空转”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机械适用行政诉讼相关规范、行政复议解纷功能发挥有限、当事人理性行权意识尚未建立等。治理档案行政诉讼“程序空转”现象,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法规范的适用规则,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解纷作用,同时提高当事人理性行权的法治意识,以推动档案法治化发展。

论第三部门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第三部门通常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务性等特点,行使部分社会公权力,进而成为行政主体,其行为的本质以及相对人对权利救济的需求决定了这类组织的争议纠纷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第三部门在行使公权力提供公共服务时也因此获得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由于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中的公权力越来越大,所以其行为必须加以约束。在实际案例中,第三部门被告资格的最终认定需要结合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同时兼顾司法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