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诉讼活用论在日本的展开

行政诉讼类型法定化后,日本长期奉行抗告诉讼中心主义,当事人诉讼地位不彰。随着现代行政争议类型的多样化,以灵活解释“处分性”、扩张抗告诉讼对象范围救济国民权利的“处分性扩大论”牺牲了学理的自洽,造成了理论与制度实践之间关系的紧张。“当事人诉讼活用论”主张纯化行政处分概念,通过重新划定抗告诉讼与当事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应对现代行政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并倡导在日本恢复实体公法观念。该理论既实现了充分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法要求,又兼顾了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关联,因而获得了立法肯定。考察该理论的提出背景、学界争议以及立法肯定过程,对提升我国行政行为法研究水平、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日本行政诉讼救济范围之拓展--“行政处分性”之理论解析

尽管日本在2004年修改《行政案件诉讼法》时没有对行政诉讼(抗告诉讼)的对象予以明确界定,但从修法前后最高法院的若干判例来看,却出现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渐拓宽、国民可以以此获得司法救济的领域愈发扩展的趋势。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对早期判例所确立的"基本公式"的否定。相反,它是在尊重判断定式的前提之下,通过不断尝试具体的法律构造解释才得以逐步实现的。而在这一演变过程当中,"行政处分性"理论,厥功至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论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法律控制——以吉林丰达有限公司案为例

我国现有税收法律规范对税务稽查期限延长次数与长度的规定存有法律漏洞。为避免因税务机关多次延长稽查期限导致纳税义务人承担多缴纳税款滞纳金等不利性后果而由此产生的诸多争议,在立法面上,税务稽查期限延长的次数和长度应予法律保留;在执法面上,税务机关延长稽查期限应接受由程序参与性、程序中立性、程序理性和程序及时性构成的正当行政程序之约束;在救济面上,应建立税务稽查期限不当延长的抵抗权制度、抗告诉讼制度以及税款滞纳金停止计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