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

举证责任是法律预设的推定。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违法推定原则与行政行为公定力原则不矛盾。确立违法推定原则有助于推动行政审判方式改革。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比较分析

举证责任是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一种诉讼中都无法规避。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指的是法律所预先规定的,在案件真实情况难以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制度。显然,这项法律制度的重心便在于如何确定哪一方当事人承担该风险及不利后果。

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研究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能力穷尽,而案件的证明仍处于"悬案"状态下所启用的一种司法推测机制。最大程度的获得贴近客观现实的司法推测,是司法公正的集中体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其实质是当事人之间诉讼利益的风险分担。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无法适应复杂的行政诉讼实践需要的,以公民权对抗行政权的行政诉讼,其诉讼宗旨注定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确立,应在坚持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理念指导下,建立起一个以请求权人承担权利形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为基础、以遇有疑问时有利于自由民等标准为补充的多层次综合分配体机制。

风险预防原则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与修构

行政机关为消解或避免更多不安全因素,阻止潜在风险向现实转化,抑或降低风险转化为现实之后的损害程度,必然要基于预防原则在科学技术尚不确定时采取干预措施。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中,何者对尚不明朗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便被无限逼近败诉之深渊。具体而言,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行政机关,是对行政权的过度限制,会导致风险预防原则被虚置化;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规制者,则实为一种有罪推定,既违背现代法治精神,也会使国家丧失抢占技术福利的先机。较为稳妥与可行的方式并不是在“非此即彼”的举证责任分配中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免除对事实证明的必要,从风险预防原则的本质及该原则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影响出发,将双方举证与特定情境相结合,通过本益分析、现实危害、保护水平、分散程度四个方面的综合考量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以此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修构。这也是在风险预防的现实需求与行政诉讼的规范程序间寻求的一种微妙平衡。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逻辑及其制度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具有内在结构矛盾,应当建立以原告诉讼请求为起点,以主观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为路径,以诉讼类型为分析框架的举证责任分配体系。在主观公权利救济路径下,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客观法秩序维护路径下,应遵循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撤销之诉中,针对单方行政行为的案件,由被告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在双方行政行为案件中,除被告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变更行政行为的内容,需要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外,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给付之诉中,相对人起诉的是行政不作为,应在客观法秩序维护路径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确认之诉中,诉讼标的是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诉讼标的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针对行政法律行为实行"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针对行政事实行为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赔偿之诉中,应当由主张获得赔偿的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日本相关学说相比较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直接左右着审判的最终结果,也直接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较为详细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提出了各种不同情形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具有可操作性。但这些规定只能说是提供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框架",并没有详尽提出适应所有情形的完整的"分配规则"。日本的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的发展与实务动向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以"个别具体说"为"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理念,应立足于"依据形式与实质标准的举证责任分配说"。

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根据

在行政诉讼中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常态 ,这种现象常常使法律无所适用 ,但法官仍必须将案件审理到底 ,这就涉及到究竟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不利益 ,涉及到举证责任的中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时应考虑到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特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等因素。

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改革价值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入手,结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我们发现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非常必要。同时,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和依据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原告和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做出初步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简析

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行政诉讼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则直接关系到该目的能否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规定得过于粗略 ,因而导致了法学界对我国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争论。从对我国目前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制度的不足的分析入手 ,借鉴世界主要国家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情况 ,建议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应确立有中国特色的“谁主张 ,谁举证”

浅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以行政程序为视角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诉讼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存在着冲突。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证明对象上入手,将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分为"先前事实"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重构。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综述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价值目标的顺利实现。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从被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告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分配困境方面对现有的成果进行梳理,为后人深入探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开辟一条快速进入其前沿领域的途径。

论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兼驳“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倒置”论

在确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时,要考虑以下因素: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行政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当事人举证能力;行政诉讼的结构;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谁主张权利与主张积极事实。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 ,而未规定原告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原告的举证责任。它是对被告就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基本原则的补充。不能将原告的举证责任与被告的举证责任等同。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仅限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对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应当严格限于法律所规定的事项 ,而不能作任意的扩大 ,否则 ,将构成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整体的破坏。

行政程序视角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诉讼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冲突。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证明对象上入手, 将行政诉讼的证明对象分为“先前事实”和“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事实”,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重构。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界定

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在借鉴国外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审判制度、法律传统以及法官制度的结构,来确定我国举证责任的理念。具体应从诉讼的目的、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来确定原告和被告各自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与具体理由。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是要通过行政诉讼促进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举证责任分配作为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实质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诉讼风险的分配,关系到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和诉讼公平、正义的实现。由于立法技术的不完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法律固有的缺陷,我国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加以研究、探讨、改进和完善。

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被称为"诉讼之脊椎",在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诉讼中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学界认为奉行与"谁主张、谁举证"所不同的特殊举证制度,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大特色。文章在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上,力图探究其中的缺陷与不足,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提供一些建议。

举证责任转移的适用条件问题研究 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谈起

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为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并且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努力。基于智慧财产与生俱来的无形性,导致知识产权侵权的低门槛和知识产权维权的高难度。很多大企业依然感觉知识产权维权困难重重,举证难一直是他们维权的瓶颈,最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当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不合理。本文试图通过对举证责任一般分配原则和特殊分配原则的分析,倡导如何运用特殊分配原则中的举证责任转移,以缓解当前举证责任分配中产生的矛盾。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举证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又是举证责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试就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作一初步的探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