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生成模式剖析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是一个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公民权益与司法救济权关系的问题,历来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密切关注。事实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认定是各国行政法所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认为只有结合具体的事例来分解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构成要件,才能准确把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生成模式。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析

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认定,是公民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时,能否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关键。深刻理解原告资格的内涵与本质,正确厘定其与相关概念的界限,进而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原告资格的时代发展趋势,把握原告资格认定的核心要素,方能有效保障行政诉讼原告的合法权益。

与行政行为仅有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人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当事人以行政机关土地登记行为损害了自己合同法上的利益为由起诉的，因其与登记行为只存在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故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简析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拓宽

行政诉讼原告是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宽窄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当适时拓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完善之探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是指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根据法律规定,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我国对其的研究自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学者们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在比较法的基础上,寻找我国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拓宽原告资格范围的大胆构想。

从中外比较分析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当今为了防止滥诉现象的发生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各国都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启动诉讼程序的限制条件,即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资格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和外国的有关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和现状,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

从过去近40年的行政法历史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经历了'直接利害关系标准''行政相对人标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和'利害关系标准'四个发展阶段。在'刘广明案'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中,没有发现有引入保护规范理论的判例,法院判断'利害关系'时,要么采用'直接联系论',要么采用'实际影响论',其判断标准都偏向于主观性,因而难免个案中法院判断方法上的任意性。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刘广明案'引入域外法上的'保护规范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形塑了一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即:公法规范要件、法定权益要件和个别保护要件。这个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结构淡化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主观性,同时增加了其可操作性。

浅析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仅是军事行政诉讼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理论与实践上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对其予以确立和完善不仅对于军事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于推进依法治军伟大方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借鉴国外军事行政的有益做法,我国军事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确立应体现维护国家军事利益原则、维护军事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战时从严原则,分为平时原告资格与战时原告资格,并且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基础上有所缩小,以适应军事社会关系的统一高效。

内地与香港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研究

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不仅关乎行政诉讼的范围，而且影响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介入的程度。囚内地、香港两地在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两地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方面也有不同。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就两地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方面作一比较研究，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的法理展开

围绕对"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犯"的认定,现实中形成了两大最基本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断方法: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与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以行政行为法律效果为判断标准,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存在以"既得权+因果关系"为标准的法与权利分离型和以保护规范为标准的法与权利结合型两种子类型。经分析可知,对行政行为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来说,法与权利结合型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确实是最佳选择,但保护规范理论的实质就是采用规范目的说的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理论,实体请求权概念在我国并不必要。对行政行为相对人原告资格判断来说,保护规范理论无法适用,因而效果侵害式判断方法与权利侵害式判断方法不得不并存,尚无法统一。

劳动违法行为举发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探查——基于保护规范理论的分析

行政审判实践中,新近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判断投诉举报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重要标准,并有扩至一般性原告资格探求的趋向。劳动者、用人单位与行政机关处于三角关系,劳动者向行政机关投诉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做出行政处理。基于保护规范理论,相关劳动法律规范作为保护规范,或兼具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目的,或伴有倾斜劳动者利益的冲突解决方案,因而,作为投诉人的劳动者享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可就该行政处理提起行政诉讼。

从一起案件谈公司登记材料审查注意义务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某甲公司于2004年4月取得公司设立许可，法定代表人为某A，股东为某B和某C；至2007年4月，该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某D，股东变更为某E、某F。

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以诉的利益为模式

我国法学界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颇丰,但由于原告资格的界定及其构成要件的标准不一,加之现有法律规定的模糊性,造成人们认识上和司法操作上的混乱。根据诉之利益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逻辑契合情况,有必要引进诉之利益的模式来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从而使我国行政诉讼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能达到宽窄适当的境界。

试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必要限制，这集中体现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1条、第24条中。根据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非国有企业被注销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探讨

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通过典型案例来引入我国非国有企业被注销时提起行政诉讼时产生的原告诉讼资格问题。正文则是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的阐述以及与非国有企业理论相联系时我国司法实践上的具体操作问题而希望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法治政府与行政诉讼中的权利保护

法治政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体系建构和效用发挥密切相关。在行政诉讼制度的目标设定中,权利救济被置于首位。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在权利保障方面做了诸多调试,而这些调试又主要聚焦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变迁问题上。从相对粗旷的“利害关系”再到目前行政审判中所纳入的“主观公权利”概念和保护规范理论,完整的、教义化的公法权利观也在我国行政实体法和行政诉讼法中初露端倪。而这些制度和教义的发展最终都有助于法治政府维权目标的真正实现。

浅论行政诉讼中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之确认

行政诉讼法上“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之规定，系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十三条中提出的法律概念，“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通说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存在的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对于如何认定“法律上利害关系人”，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对一起行政诉讼的案例的分析，对于“法律上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及司法认定问题予以初步探讨。

如何判断行政许可原告的主体资格

一、背景情况介绍 1982年8月3日公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但此时行政诉讼只是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法律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无统一明确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否享有原告资格，完全由法律、法规规定。

该案对明确行政复议资格条件及其承继具有示范意义

行政复议资格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均采用“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标准予以确定，本案在明确行政复议资格判断路径的同时，也为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参考。实践中，部分民事争议当事人试图通过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变更、终结业已长期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以维护自己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利益。本案从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稳定这一基本立场出发，

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上地位的发展——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的贡献和意义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以下简称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看似小案,但却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意象。公益性组织在此案中地位的确认,不仅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的拓宽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延展,而且对推动行政法上公益保护的可能发展,皆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