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形态探究

行政诉讼模式是指行政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权限以及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所呈现的关系形态。行政诉讼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限以及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权限配置,核心内容为行政诉权和行政审判权的权限配置。行政诉讼模式构成要素的关系形态表现为当事人主导型的诉权与行政审判权形态和法院主导型的诉权与行政审判权形态,并分别形成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导型的诉权与审判权关系形态下,诉讼程序以凸显当事人的诉讼主体性地位、保障诉权得以充分实现为目标,审判权则居于被动、中立的裁判地位。而在司法权主导型的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形态下,诉讼程序以查明案件事实和法院顺利解决纠纷为主要任务,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司法权的较多限制,当事人诉讼主体性地位受到约束。近年来,深受德国社会化诉讼理论影响,学界所提出的协同主义诉权审判权关系理论,是诉权与审判权合作博弈的结构表现,并不固定为诉权或审判权一方占主导的权限形态,并不构成独立的行政诉讼模式。

我国行政诉讼模式的理论探讨及制度重塑

学界对我国行政诉讼模式一直众说纷纭,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当前行政诉讼法逐渐发展出以处分原则与辩论原则为核心,将当事人置于支配地位并由此约束司法权力的各项制度。故我国行政诉讼模式属于当事人主义之范畴,且仍不断朝着当事人主义方向迈进。在此前提下,起诉、上诉、再审、撤诉、自认等程序机制尚存与当事人主义相悖之处,呈现出妥协与进步交织的状态,有待进一步明确与完善。宜保障当事人诉权、规范自认程序之适用,完善撤诉制度,使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构成统一互洽的有机整体。

浅谈行政诉讼模式的选择与改革

行政诉讼是国家处理行政案件的一项法律制度，通俗地讲就是“民告官”的法律制度，它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行政诉讼法于一九九0年十月一日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大批行政案件，从而维护和监督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了行政管理活动的合法高效运作，充分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健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实施行政诉讼的时间较短，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行政协议纠纷解决视域下有限的“官告民”行政诉讼模式之证成——基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纠纷的分析

我国传统"民告官"单向型行政诉讼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行政协议蓬勃发展的形势。尤其是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后,行政协议正式纳入行政诉讼范围。面对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义务,行政机关主流做法的"自力救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成本。而作为"外力救济"的仲裁和非诉执行,要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要么无法承担起行政协议纠纷解决的主渠道作用。现实可行的做法是在不改变"民告官"单向型行政诉讼基本模式的情况下,专为行政协议纠纷的解决建立"官告民"行政诉讼模式。为此,只需在现行《行政诉讼法》增加个别条款即可,以期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告民"行政协议纠纷解决模式。

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通过对美日两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分析,发现两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都最终走向了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模式。只是两国的路径不同,美国从最初的主观公权利模式转向了混合模式,即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的统一。而日本行政诉讼法深受美国行政法的影响,同时也兼有德国行政法的特点,总体上经历了从大陆法系模式向普通法系的变迁。美日两国这种殊途同归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对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定位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我国行政诉讼模式的选择——在人大建立我国行政审查体制的探讨

行政诉讼作为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救济方式，为很多国家所采用。我国也不例外，而且它已成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尽管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仍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堪称为我国法制建设发展的里程碑。但总结这些年的发展，却又不能忽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所存在的缺陷。

行政诉讼目标模式下的行政诉讼判决

不同的行政诉讼目标模式对行政诉讼判决制度的构建影响是重大的，对行政诉讼目标模式选择的不一，将直接会导致行政诉讼判决的重构问题。本文试从行政诉讼目标模式的角度来阐述行政诉讼判决的理论问题，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说明了维持判决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行政诉讼之诉判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探讨——诉判关系不一致的一个分析框架

行政诉讼中的诉判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不一致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需求基础,所以不一致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行政诉讼的性质、目的和功能等因素决定了其判决与诉请一致的情况占主导,不一致居次要地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形式也决定了诉判是不一致的;人权保障和法治政府的构建,维持判决、确认合法或者有效判决的废弃及情况判决的谨慎适用使得我国行政诉讼诉判关系发展趋势表现为诉判一致的情况将逐步扩大,不一致现象虽有萎缩但不会消失。

涉不动产行政协议纠纷司法审查模式论——由“斯托尔案”展开

涉不动产行政协议是行政协议中值得特殊关注的类型。最高法院在"斯托尔案"中指出,行政协议纠纷亦可采用民事诉讼司法审查模式,此举虽然一定意义上消解了新《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效力,但有利于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模式选择以行政协议的识别为起点。结合学理标准和司法标准,我国行政协议识别标准宜采"两要素说"的综合标准。文章基于目前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行政协议采用民事诉讼模式进行司法审查,梳理归纳可供选择的民事诉讼模式、行政诉讼模式、双轨并行模式和分类审查模式四种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模式,以行政协议的特殊性、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司法实践的适应性、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和诉讼程序的便利性为选择依据,提出行政协议侵权之诉适用行政诉讼、行政协议合同之诉适用民事之诉的解决路径。

司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初探

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只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否是我国司法审查的对象的问题，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但多数派认为，人民法院不能也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但是，司法机关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模式极大地束缚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为了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德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

德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历史演变,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为逻辑起点,走过了一段实现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相统一的历程。德国行政诉讼的历史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行政诉讼发展的趋势,不仅为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科学定位提供了方法论,也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即构建以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维护为路径,以原告诉讼请求为起点的,实现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相统一的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

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的再思考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是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和再现 ,其基本的标准为 :诉讼的提起 ,要求原告应首先负推进的责任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主张权利成立的一方在行政诉讼中仍要对权利成立要件负举证责任 ,另一方对所主张的权利妨害要件或者权利消灭要件负举证责任。但是 ,上述分配规则如果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不合理、违背行政诉讼目的的结果时 。

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的演进、局限及其转型

在依法行政长期作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主线思路基础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新增“人民满意”为奋斗目标,这对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和机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对应了行政诉讼中客观法秩序维护和主观公权利保护两种基本功能模式,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应当基于历史演进规律,正视当前自身存在的局限,面向依法行政的要求和“人民满意”的目标不断自我修正、自我调适,从而适应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转型发展要求。对此,我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应当定位为混合模式,通过基础理论的研究转型、价值功能的政治选择和主要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实现主观公权利救济与客观法秩序的价值融通、动态平衡与功能协调。

俄罗斯行政诉讼的制度构建和理论走向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 ,其社会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如何构建行政诉讼制度 ,其理论走向如何 ?这些问题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比较荒漠的领域。笔者认为 ,俄罗斯已仿照西方国家初创了与苏联有本质区别的行政诉讼制度 ,还亟待改进和完善。为此 ,俄罗斯学者一直在进行积极探索。从理论走向看 ,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行政诉讼概念、本质和特点进行行政诉讼基本理论研究 ;二是俄罗斯行政诉讼的应然模式和行政诉讼法典化问题。

行政诉判关系体系化建构的探寻——以新型民事诉判关系为借鉴视角

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行诉解释)第六十八条专门就"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情形进行列举,但实践中行政相对人在具体理解与运用该规定时仍然存疑。诉判一致原则作为三大诉讼法共有原则并无争议。但行政诉讼的性质、目的及功能模式则决定行政诉判不一致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实现行政诉判关系体系化建构,需回归公正效率解决行政争议、实施权利救济、监督行政权行使的目的,遵循行政诉判关系的一般法理,借鉴新型民事诉判关系及德国"受诉讼请求约束"的原则,从健全和完善诉判不一致的裁判规则并辅以法院的释明达到行政诉判关系体系化建构的探寻。

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若干思考——以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26条的理解为视角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官告官"诉讼模式,其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主体身份的独特性、诉的利益的公益性等特征,势必决定了它与传统的"民告官"行政诉讼模式不同,但归根结底它还是属于行政诉讼范畴。所以在行政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并结合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实务问题,有特别研究的必要。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为立足点,结合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从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探索与司法实践出发,就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诉前程序、举证责任分配、诉讼类型、败诉追责等5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几点看法,以供实务商讨。

德国环境团体诉讼权能演变之解析

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德国环境团体诉讼权能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严格限定到适度宽松的变迁历程,其间既有与本国行政诉讼功能模式相协调的立法探索,又经受着欧盟法上"去主观化"趋势的冲击。包括环境团体受到认可、被诉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性、法定的协作决策权限受损、环境团体曾积极参与行政决策过程在内的一系列诉讼前提的确立,使得德国环境团体诉讼权能制度建构在社会监督强化、环境行政实效性提升以及司法资源有效利用三重目的之间达成了平衡。德国经验对于探讨中国环境保护社会组织提起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之诉命题具有深刻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