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保密原则之冷思考

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规定,行政诉讼调解应遵循保密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适用保密原则存在诸多弊端,不利于相关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发挥调解制度的预测、指引和监督功能等。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兼具实体法和行政诉讼法双重性质,应秉承行政法的程序正当原则和行政诉讼的公开原则,不能跟风采取保密原则,行政诉讼调解须公开进行。

行政诉讼调解中罚款变更的适用标准

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采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亦可采取调解的方式以实际解决行政纠纷,终结诉讼程序。行政处罚类行政诉讼调解书涉及罚款事项,但罚款变更的范围、依据、标准等各不相同,如何平衡当事人的处分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法院的审查权,是多元化实质性化解纠纷不可回避的难题。法院应当审查罚款变更的合法性和自愿性,对于降幅超出法定范围的不予认可。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法院应当依职权选择公开调解协议。对于罚款金额降幅超过50%以及多次违法受罚的,严格审查。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与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及基本原则,是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建立该项制度的两个基础性问题。该项制度建立的合理性基础,可以从充分的理论前提、正当的法理依据、建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回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趋势之所需、有益的域外经验、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及特有的价值功能等七个方面来认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自愿性原则、合法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讨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的"和谐诉讼模式"直接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新依据。目前国内学术界不仅在行政诉讼调解相关概念的界定方面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对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本身赞同与否定的声音并存。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能简单地否定,应该加强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的研究和借鉴,树立全面看问题的观点,立足于实践解决问题。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构建

行政诉讼中不得适用行政诉讼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都在积极地完善这一原则。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调解的大量存在,又反映出立法的滞后。同时,行政诉讼调解的合理性必然突破"公权力不可处分"理论的羁绊,行政诉讼调解的正当性之探讨必然引申出如何控制行政诉讼调解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命题。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革新

行政诉讼调解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莫衷一是的热点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总结了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的成因、困境,指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陷入困境的理论误导的结果,并结合域外相关制度的经验,得出行政诉讼调解不仅是一种国际经验,而且应当奠定在服务行政理论基础之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

基于涉农纠纷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正当性证成

行政诉讼调解虽然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禁止,但却在实践中大量隐性存在,应当予以正视。本文以涉农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正当性及对行政诉讼调解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形成正确认识,为完善我国涉农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建

由于经济环境和政府职能的变化,行政诉讼法中不适用调解制度的规定已不符合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国情,构建"调审合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及规范变相调解十分必要。

行政诉讼调解勃兴之三重动因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在实定法上被明确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方兴未艾。从行政诉讼调解的三方主体着手考察,其勃兴之动因在于: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使行政主体对调解事项具有了处分权,这为其提供了可行性基础;最高法有关能动司法的倡导,为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持,这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行政相对人主体意识的萌发以及制度选择的需要为其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及域外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比较,阐明了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进而对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思考,目的在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与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以及其基本原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构建调解制度的重要问题。要从其理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当理法的依据、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及构建和谐的价值功能等方面入手,加深认识完善行政诉讼调节的合理性基础及其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

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的价值一直颇有争议,1990年行政诉讼法制定时采纳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随着行政法认识的深入,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在重申"公权力原则上不可处分",行政诉讼原则上不适用调解的基础上规定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和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案件这三类例外情形。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立法上迈进一步的同时也需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把握好诉调关系以及自由裁量权,同时,对适用调解的范围可以更科学地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审判沟通与审判正当性的维系——兼论行政诉讼调解

在中国职权主义司法的语境下,审判正当性的获得源自于"法律适用模式",这一模式将审判正当性系于法官能够严格适用法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且无法承受现代社会之变,日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审判正当性的传统维系面临着现代危机。审判沟通模式乃是基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着力弥补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的缺陷。在进行审判理念与制度的重构时必须基于法律适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引进新的审判沟通理念,以调和法律适用模式带来的审判正当性危机。审判沟通模式包括诉讼和解、简易程序、证据展示与交换以及诸如量刑建议在内的体现当事人双方沟通对话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行政诉讼调解具备了正当性。

对中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检视与制度重构

目前,学术界就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依据存在重大分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视角过于消极或过于夸张。中国应当采取积极而理性的态度,以行政服务理论作为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依据,以有限调解和诉讼程序作为相关制度设计的基本支撑点。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理论检视与制度重构

目前,学术界对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依据存在重大分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视角过于消极或过于夸张。我国应当采取积极而理性的态度,以服务行政理论作为行政诉讼调解的直接理论依据,并遵循法律下的三权分立原则架构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

“和谐”背景下的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探讨

行政诉讼调解机制是行政诉讼领域贯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实现行政诉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有效手段,但目前调解机制在行政诉讼领域却遭遇到种种障碍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行政诉讼应当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顺应实践,修改立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调解机制。

试论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法律规定,行政诉讼除了赔偿诉讼之外,原则上不适用调解。然而,审判实践中大量出现的以"和解"、"协调"为表现形式的行政诉讼调解却有效地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推动了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关于行政诉讼调解的立法落后于时代的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试从行政诉讼调解的性质、行政诉讼调解适用的前提和范围出发,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我见

行政诉讼调解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需要确立专门制度加以规范。行政权的非绝对不处分性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推进行政讼诉法制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可行性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强协调工作,确实解决了大量的行政争议,有效地缓解了官民矛盾;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案件撤诉率常年居高不下。这些都促使我们反思行政诉讼法禁止调解的规定是否科学,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不论从传统文化还是现行法律体制环境上都可以找到适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