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模式与效力难题

2014年修改的我国《行政诉讼法》建立了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它可分解为六个依次序相连的环节,即审查请求、合法性审查、不予适用、选择适用、公开评述、处理建议。可以用"不予适用"概括附带审查的模式,法院只可以在个案中"不予适用"非法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处理建议,但无权撤销。由于制定机关可能不予回应甚至拒绝接受法院的处理建议,这就会导致法院认定为非法的规范性文件依然有效存在这一难题。法院在我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改前可依职权主动审查规范性文件,但采用的是"选择适用"上位法模式,不在裁判理由部分评判规范性文件,不存在效力难题。行政复议附带审查也不同于诉讼中的附带审查,复议机关先中止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然后将规范性文件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等有了处理结果后再恢复复议程序,因此无需面对效力难题。应当借鉴国外司法审查经验,建立规范性文件的案例指导制度、相对集中审查、增加有权机关及时反馈环节等,以解决此种效力难题。

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结论的效力研究

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然而对于法院附带审查结论的效力问题存在三种期待,分别是最为强势的规范性文件自此无效说、具有普遍"不予适用"的效力说,仅有本案"不予适用"的有限效力说。从立法本意出发,本案"不予适用"说具有理论与制度的充分根据,而普遍"不予适用"说的效力则需要通过后续发展来达成,至于消灭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说离现有制度尚有一定距离。在力争获得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结论普遍"不予适用"效力的过程中,运用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提升审查结论的效力是较为可取的方法。

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听取意见制度探析——兼评《〈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7条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7条规定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时,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意见。听取制定机关意见规定额外增加了审查程序,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基本精神。规范性文件的通俗性、不合法认定标准无须制定机关作出解释和说明,而且制定机关意见的倾向性无助于规范性文件审查。听取制定机关意见还会引发其他问题,如增加法官审查压力、制定机关身份难以界定和救济权利有待明确等。对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听取制定机关意见,法院不应主动,也不应作为庭审中的一个程序。

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诉讼附带审查问题——从上海自贸区“行政异议审查”谈起

规范性文件在开发区改革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行政诉讼法》首次将规范性文件纳入附带审查的范围,开发区管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范围,在审查中面临哪些疑难问题等是审查所要面对的问题。在具体的实践中应做到:一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予以探讨,包括开发区管委会不属于地方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应属于所在地政府依据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组织、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的外延界定;二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标准予以探讨,包括制定权限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制定内容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制定程序方面的合法性审查;三是对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与异议审查之间的衔接等予以探讨。由此达到进一步规范开发区管委会规范性文件,不断推动立法与改革相协调的目的。

行政诉讼附带审查的后续处理问题

我国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确定后,在实践中尚存在提起难、处理难等问题,对被认定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后续处理是附带审查制度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对实践中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附带审查后续处理难主要原因有:我国法治背景下司法权与行政权特殊关系、各个法院审判标准不一、司法建议的监督功能被架空。针对现有问题,结合域外经验,要完善我国的附带审查后续处理措施,需要以司法建议为核心,加之配套措施,构建起完善的附带审查后续处理框架。具体的完善路径包括:建立司法建议的公开机制、完善司法建议的形式、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建立附带审查数据库、建立制定机关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性文件被认定为违法后处理措施的完善,有利于我国附带审查制度的完善与健全。

行政诉讼审查标准体系的重构——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与司法适用为视角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据此,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具有突出的限制行政权力的性质和功能。在法律对行政权限制和行政权自我限制的双重条件下,应当重构行政行为的诉讼审查标准体系,以更积极的司法公正能力和作为,支持国家建设法治政府的努力。

论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以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大篇幅的修改,司法机关有权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然而针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这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仍然遗留了不少问题,如检察机关不能成为启动司法审查的主体、法院的审查不具有最终效力等。论题在借鉴了域外司法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制度后,对我国新行诉法下的司法如何有效地审查规范性文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能对我国司法机关有所帮助。

论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补强——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和新司法解释为背景

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补强,经由行政诉讼法而进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补强了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流程,但需要关注其与行政复议审查及备案审查的契合;同时,也需要注重法院的司法审查能力和责任意识的强化。在未来确立该领域司法审查发展趋势时,要注重从制度本身的发展方向与定位上进行近景分析,也要从诉讼类型、司法组织以及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上进行统括整合,以期该种制度模式的远期改造可以持续地契合国情。

行政诉讼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研究

文章分析了新《行政诉讼法》中规范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诉讼请求要件、附带审查内容、审查后的处理方式,并指出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有限性问题。

《行政诉讼法》修改视角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性审查

新《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对一些内容作出较大规模修改,第五十三条首次规定了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初次确立,引发诸学者及实务界的广泛讨论。附带审查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新的制度规定,在行政审判中如何具体操作尚需加以探索。例如,在启动要件、审查标准、处理结果等方面作进一步论证,试图探求统一标准。文章通过梳理《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来的典型案例,指出制度运行之不足,并提出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建议。

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级别管辖的改革因应

在影响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效能发挥的因素中,级别管辖的制约不可忽视。由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的制度设置,使得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主体以基层法院为主,实践中暴露出工作负担较重导致审查实效难以保障、后果考量掣制太多导致查否动能普遍不足、审查主体过散导致法律适用分歧更易发生等困境。应兼顾行政诉讼的主观性与文件审查的客观性,弥补司法监督的局限性与立法监督的滞后性,正视裁判结果对个案的羁束力与对类案的影响力,强化贯彻提级的精准性与管辖法院合理负担原则,以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为路径,确定以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为基础、以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和不合法可能性判断为双重提级依据,并从提请主体、启动条件、转移程序、权利保障、强制代理、判后处理等方面完善案件管辖权转移和提级审理的具体规则。

《行政诉讼法》第53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评注

《行政诉讼法》第53条确立了对规范性文件一并请求司法审查的制度。从规范意义上,可将申请对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构成要件分解为请求主体、请求客体、请求内容、请求期限和请求方式,只有同时具备后,才能追求该法第64条设定的法律效果。但从诉讼体系的整体考量,则发现与该法第13条的关系紧张,亦尚乏对制定主体、举证责任和合法性审查标准的明确规定,并且一并请求审查是否为诉讼请求应有质疑。为此,应该增加直接起诉方式,注重职权探知原则与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对审查标准进行体系化构造,实现第53条的扩张与升级。

行政诉讼中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研究

文中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要点进行分析,对完善法院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提出建议,并对行政机关如何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强化司法审查的监督功能,更好地约束和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识别基准——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中心

在“毛爱梅案”中,法院通过确定规范性文件与被诉行政行为在“内容构造”上的不一致,认定二者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否定了涉案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地位。从应然层面上讲,“依据”的识别存在形式基准、内容基准以及一并审查的原则基准三个层面。形式基准要求法院可以通过行政机关对“依据”的表示行为进行判定,但需结合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属性共同确认;内容基准则要求规范性文件具有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条件性、与行政行为形成法律关系上的一致性和法律效果的因果性,并且应当与合法行政协议“权利处分”的关联性割断;原则基准要求“依据”的识别应指向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并由此形成了“依据”识别的重要性检验基准。

论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的构造——解读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带来的变革

2014年《行政诉讼法》确定了法院对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权,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历史遗留的问题仍没有解决:法院对法律适用选择权与规范审查权的界分不清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决,审查内容不清楚,审查的限度不确定。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从多个角度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构造进行了细化规定,确定了审查权的地位,明确了"效力无涉"的审查模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内容进行了否定列举式的规定,明确了司法义务。2018年《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文件审查方面带来了许多有益的改变,理论与司法实务需要认识到这种构造上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从更细化的方法问题入手对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体系进行完善。

论附带审查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识别

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前,必须准确识别规范性文件。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具有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其制定的规章之间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相关规范性文件与其他文件之间也存在区分标准模糊的问题,再加上法院在识别时多倾向于持以保守的识别态度,使得规范性文件的识别成为附带审查制度实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许多附带审查案件都因为未能准确识别认定规范性文件而错过了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会。为此,在规范性文件与规章的识别上,建议由相关机关联合建立规章信息库,形成科学的识别机制;在规范性文件与其他文件识别时,法院应采取宽松的识别标准,只要不是明显的具体行政行为,且该文件是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就应当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以便进一步加大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力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实证分析——以947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基于新行政诉讼法第53条所确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关涉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在宪制结构上的调整,这一调整既赋予了中国行政诉讼主客观双重诉讼之功能,也为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提供了新的抓手。通过对所选取的947份裁判文书样本的分析,大致可以展示该制度运行的总体实效。就其正面效果而言,该制度的运行在有效回应现实诉求的同时,拓展了司法审查的作用空间;就其不足方面而言,仍存在法院审查意愿不足、审查标准不完善、审查结果处理刚性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功效,有必要在附带审查之司法义务构建、审查内容的规则设计和审查结果处理的衔接机制等层面做进一步完善。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若干程序问题探析

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涉及许多程序问题,为此,本文结合具体案例,从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请求的提出、审查过程、二审程序等各环节中的疑难程序问题进行梳理和理论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中“关联性”要件之认定

2015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对一并审查规范性制度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属性”要件、“关联性”要件及“附带性”要件三大启动要件。通过对典型案例及其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展现了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中关联性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同时也揭示了关联性要件认定标准混乱、地方法院通过“关联性”规避审查等问题,面对这些实践难题,需要基于审查“关联性”标准、有利于相对人原则、完善审查程序的角度探求“关联性”认定完善之道路。

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设定有普遍性行为规则的一种规范体式的文件。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纳入行政诉讼受理范围。其必要性在于社会生活实践发展和实现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需要;其可行性在于确立行政诉讼中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受理审查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