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恐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兼评《反恐怖主义法》中的行政调查权

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突发性以及毁灭性等特殊特征,反恐刑事诉讼应具有及时性和主动性,在价值取向上应为安全优位兼顾自由。传统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强调立案独立性,无法满足反恐的及时性、主动性与安全性要求;《反恐怖主义法》行政调查权的强化有助于突破传统立案程序的瓶颈,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在现实条件下,应建立专门的反恐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取消立案独立性,降低刑事诉讼启动条件,实行案件登记制并完善立案前紧急措施。

行政调查权法律控制研究

行政调查权是行政机关在执行职权中广泛运用的权力,它必须是基于“信息、协调和参与”的理念,对调查权进行合理、有效的法律控制,主要应从行政调查的实施主体和它的法定程序入手。行政调查在实践中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在未来行政程序立法应予注意的法律问题。

论公民权利对行政调查权的制约

由于行政调查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程序性等特点,使得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控权机制不足以对其实行有效控制,因此,有必要辅以权利制约机制。本文试图探讨通过合理配置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以实现对行政调查权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制约。

“革命性的变化”——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行政调查权态度变化的观察(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

本文试图通过历史的回顾,特别是对于最高法院判决的列举和分析,展示被Davis教授称为"行政调查领域的革命性的变化"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最高法院对于行政调查权态度的本质性的变化:从对于行政调查权的严厉态度到几乎取消一切对于行政调查权的限制,从有限的角度展示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个侧面。

论行政调查职责的义务化

行政调查作为行政机关收集信息、制定政策、作出决定所必经的程序性活动,是应向国家承担责任的职责行为,而非向当事人履行的义务,因而一般不承认相对人的行政调查请求权。但是,由于行政调查具有外部性,当行政机关未进行调查或懈怠调查,且理由说明不充分、相对人的利益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同时该利益属于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时,行政机关对国家负有的调查职责即转化为对相对人的义务,相对人也就享有了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调查权的主观公权利。行政机关拒绝行使调查权的,当事人可以寻求权利救济。

关于第三方调查的法学追问——兼论宪法第七十一条

"躲猫猫事件"中出现的网友调查委员会被称为"第三方调查"。从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来看,这个概括并不恰当,"第三方参与式调查"这一提法更加符合事情的本相。这一概念关乎法律概念的明确性、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和行政调查权的规范化,值得认真研究。

试论盘查权的性质

现行法律规范中盘查权存在行政目的不清、内容过于原则、下位法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诸多问题。盘查作为警察行政调查手段之一,应分阶段判明行为的法律性质。第一阶段当场盘问、检查中,相对人主动配合的属事实行为;拒绝配合需使用强力的是行政调查。第二阶段继续盘问是行政强制措施。盘查权是警察行政调查权。

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权力边界及机制完善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对调查核实权的规定较为原则。目前,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理念边界模糊,运行机制也不完善。通过对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性质进行理论界定,以及对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与行政调查权的比较研究,根据检察权谦抑性理论和权利本位理论,提出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应遵循"权利保护>权力尊重"的价值位阶以及运行机制的完善建议。

公私法协同视角下高空抛物问题探析

当前,公法与私法共同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实务中虽然《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对公安机关积极义务的创设增加了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概率,但因立法回应不及时,导致系统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未能形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私法发挥的协同作用。本文认为,立法机关应以《民法典》为标尺,积极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立法解释,健全“民行”“行刑”衔接制度;公安机关须依法行政,强化调查取证力度;检察机关和法院应适度加强司法审查力度。如此,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不断完善相对人权利救济制度,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权利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