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分离构想

研究以《食品安全法》第75条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分离构想。首先,分析现行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然后,提出了3个创新的制度设计,包括科技驱动的监管、弹性罚款制度和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在科技驱动的监管部分,探索了如何利用大数据、AI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实现更精确、及时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在弹性罚款制度部分,设计一种罚款制度,其中罚款的大小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企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挂钩,以实现更公平和有效的惩罚。在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部分,强调了企业应建立全面的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制度,以防止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在租赁关系中的确认

在环境行政执法实践中,处罚对象适格是行政处罚成立与否的重要前提。然而,由租赁关系引起责任主体的变化,致使行政机关在认定环境行政处罚对象时陷入困境。损害担责原则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它由污染者负担原则演变而来,其责任范围涵盖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领域。行政执法机关以损害担责原则来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符合违法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的一般原则。在租赁关系中,当事人约定环境责任的条款有效,但不能改变行政公法责任的承担主体,行政执法机关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应遵循:对履行环保义务存在有效约定的,由协议约定的一方或第三方履行,但是,确认环境行政处罚对象应以实际违法行为人为准,并坚持损害担责原则和处罚法定原则的路径。此外,基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特别规定,在执法实践中还需要区分污染/破坏环境类违法行为、环境管理制度类违法行为,并结合租赁标的对被处罚对象的确认进行类型化分析。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行政责任伦理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就是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和优势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效推动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推行的过程中,存在行政人员的自利性与行政责任的公共性冲突、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间的价值性冲突、行政问责制度中情理问责与法理问责的冲突等困境,提出明确“他者”的逻辑起点、建立“负责任”的行政组织、优化制度的伦理化设计与运行等路径选择,推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法益确立与行为边界——以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两法衔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归责模式设置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足以表明出卖、转让档案行为应当注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两法衔接”。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刑事违法判断具有完全从属性原理,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类型的从属性之上,其排除了刑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和兜底条款的独立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将出卖、转让国有档案行为界定需达到情节严重的条件,此种规定极易将一般违法的出卖、转让行为种类扩充至刑事司法之中,以消解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良性互动之效益。为此,有必要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法益类型确立为“公共秩序的管理与维系”,并分别从行为的单独性和唯一性、行为评价的差异性,来划定出卖、转让档案的行为边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现有规则无法为各方主体行政责任的界定提供充分依据,在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着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不明确、行政处罚种类的适用及依据标准模糊、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缺乏行政处分的有效规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区分第三方治理模式类型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并以合同履行程度为重点,引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确定行政处罚的具体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协议的规范约束,促进第三方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有效性。

建设工程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行政责任研究——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展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以下简称393号令)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责任范围与承担方式,即总包单位对全部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与总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受上位法影响,很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中也有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连带责任的类似规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除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外,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还会面临行政责任的负担。但类似总包、分包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含义不明,如何承担行政连带责任不得其解,给行政执法实践带来巨大困惑。

基层干部“伪忙碌”:内涵、症结与纾解--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的分析

政策落实的成效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基层干部的行政行动是影响政策落实的重要因素。基层干部行动呈现出“伪忙碌”的状态,即基层干部表面上看起来很忙碌,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行动效果。这一状态不仅背离了基层干部的行政责任,也削弱了政策效能并影响着基层行政生态。基于公共行政行动理论建构“行政环境-行政者-行政风格-行政责任”四维分析框架,结合实践调研发现,基层干部“伪忙碌”的症结在于复杂环境加压下行政行动者实际角色边界泛化,进而导致行政风格“潜在异变”,使其间歇遗忘自身行政责任。要纾解基层干部“伪忙碌”现象,就必须从结构优化、角色定位、行动重塑、伦理规制等方面入手,加强对基层干部行政行动偏差的矫正,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政策效能。

自动驾驶交通违法驾驶人的行政归责二分论

自动驾驶技术应用是人工智能在汽车驾驶和道路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性产品,对自动驾驶汽车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应承担的行政责任研究,是法律必须面对的立法和司法问题。自动驾驶行驶中因存在驾驶人和人工智能两个“人格”,由此应在确认驾驶人为交通责任主体的前提下,以自动驾驶的基本概念和行政处罚责任主义原则为基础,开展驾驶人在不同自动驾驶情境下行政违法责任路径的探索,将其二分为“辅助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两种情境,以驾驶人“人格”过错程度作为行政处罚自动驾驶交通违法状态的依据。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的竞合、冲突与解决

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我国司法与执法针对同一违法垄断行为的规制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竞合。传统部门法理论强调行政处罚与民事损害赔偿之间的区别,并未考虑在同一垄断违法行为上同时适用行政责任与损害赔偿会导致责任重叠,从而对垄断行为产生过度威慑。法经济学的威慑理论认为,民法中的损害赔偿与行政法中的罚款之间除了有量的差异外并无质的区别,行政责任与损害赔偿具有共通的威慑逻辑,即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需要付出的成本高于其收益,这为衡量反垄断法律责任威慑垄断行为的威慑效果提供了评价基础。在反垄断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是并立适用,因而有必要通过合理方案解决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的适用冲突问题。具体建议包括: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界定损害赔偿责任、协调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与行政责任,以及承认行政处罚决定在后继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证明效力。

纵向垄断协议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类型化配置

垄断协议以参与各方的合意为前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协商一致的限制竞争行为。交易相对人作为纵向垄断协议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但目前交易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认定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判断标准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度层面均未得到回应,以致执法实践中呈现出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分析缺位的态势。交易相对人与经营者同为纵向垄断协议的参与者,但二者在个案中发挥的客观作用与参与的主观心理状态有所区别,在应责性和责任承担的严厉程度上应当有所体现。就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认定而言,应当以“客观作用+主观心理”作为其类型化的标准,由此划分为共同主导型交易相对人、辅助型交易相对人和胁从型交易相对人,并以此为基础考察竞争损害程度、获益情况、支付能力等因素,梯次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期全面、有效地规制纵向垄断协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防沉迷立法问题研究

既有防沉迷规范的适用范围有限并且没有指出相关主体的具体义务,其难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令人沉迷的风险。从原因视角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令人沉迷的原因在于其生成的虚拟世界更具有吸引力、精准推送产生舒适性、虚拟人物使人产生情感依赖。从后果视角分析,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沉迷容易造成创新能力退化、道德标准僵化与价值导向机械化、审美形式化等问题。基于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和开发者首先需要履行审批和披露义务。其次应设置防沉迷层面的算法,包括根据用户的年龄等因素设置相应的防沉迷策略,设置用户偏好推送的限度,履行适当的披露义务并拒绝提供情感慰藉;应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思维认知领域“作为思想生成、创新工具”加以限制;设置道德过滤机制;在特定情形中限制“直接提供成品”的使用频次。再次,定期进行算法检查。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者和开发者违反防沉迷、防止依赖义务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浅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化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其中,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排污方和治污方的行政法律责任分配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实践中第三方污染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关系渐趋复杂,当前以排污者为中心的行政责任分配标准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性。对此,本文在分析第三方治理中行政责任界分相关立法和实践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明确治污方具有承担行政责任的资格,再以“对污染物的控制力和排放”为衡量各方行政责任大小的参考因素,讨论不同合作模式下各方行政责任的界分标准,以期为相关立法提供参考。

联合体成员投标材料虚假,牵头人应承担行政责任

案件来源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行初3号裁判要旨组成联合体投标意味着成员单位可以同一投标主体的身份参与招投标。该组合形式的动因在于,各成员之间可通过共享优势资源,弥补各自技术力量的相对不足,以达到增强投标竞争能力等目的。

论比例原则在医药假冒专利中的适用——以《专利法》六十八条为对象的考察

【目的】论证比例原则的适用既有利于实现医药假冒专利者承担合理的民事责任,又有利于医药假冒专利行政责任的合理适用,同时有利于两者的有效衔接。【方法】运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阐述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的医药假冒专利类型,为比例原则在医药假冒专利适用中提供样本。【结果】有限度地适用比例原则对于医药假冒专利的侵权构成与责任承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结论】2020年《专利法》第六十八条的修订,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力度,并扩充了行政处罚的情形,有利于打击医药假冒专利人。

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

领导责任是领导人实施领导行为时应当承担责任形式的总称,在具体认定时可细分为非法律责任(即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可划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就行政领导人而言,是否要承担行政责任的关键在于有无实施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行为。行政领导职责的表现形式虽然纷繁复杂,却总以利益的妥善衡量、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序的适当关注和组织的正常运作等为依托,其实质是行政裁量权的运作。因此,对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必须以违反行政领导职责的责任行为为标准,正确划分合理裁量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界限,依此方能作出准确的处理。

行政责任追究是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

目的 :有效预防和控制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方法 :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任 ,实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落实到位 ,措施及时得当。结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责任意识加强 ,报告及时率和救助能力明显提高 ,有 97.98%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政府分管领导和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到现场指挥。与 2 0 0 1年相比 ,2 0 0 2年全区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首例病人发病时间到报告时间由 30 .6天缩短为 7.6天 ,疫情平均持续时间由 33天减少到 18天 ,病死率降低 15 .6 9‰ ,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逐步形成政府领导、卫生部门技术支撑、其它部门配合和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结论 :行政责任追究是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核心。

政府或行政责任专题研究笔谈——责任、责任政府与责任政治

在中国思想史上，从秦汉时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论断，到明清之际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召言，不乏思想家关于社会责任的论述。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少圣贤明哲围绕着责任及其相关概念也展开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培根就将“责任”(Responsibility)

公务员行政决策伦理思考的嬗变——从行政责任到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的功能从工具理性过渡到价值理性使得行政决策行为更加贴近社会大众,贴近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行为也因此围绕着责任标准和公益标准展开价值博弈。长期以来,库珀的"层次式"行政责任为主要决策价值观的决策伦理思考路径成为行政决策与伦理决策结合的大胆尝试,但是,作为行政人员决策需要依赖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实体统领性的核心价值。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的行政决策伦理思考从根本上解决了行政人员面对不同价值观产生的冲突和困境,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真正的伦理责任承担了决策者进行伦理思考的指导性角色。

我国行政伦理研究二十年及热点问题分析

我国学术界对行政伦理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致可以分为探索、发展和相对成熟期三个阶段。总体来讲,研究成果虽带有西方的思想印记,但其成果丰硕、特色独具,其研究尚未真正达到成熟,不足之处相亦对明显。行政伦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行政伦理的科学内涵、制度伦理及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等方面。对20年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现状和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推进行政伦理的学科建设意义重大,也可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