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分析与制度完善——基于浙江省行政权力清单的梳理

行政责令行为是我国十分常见的行政行为,大量存在于行政权力清单之中,具有类型多样、领域集中等特点。但是,法学界对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行使方式争议纷呈,直接制约其法律定位和制度构建。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的多维考察可知,其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且是一种行为罚,存在单独适用、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与行政处罚选择适用、与行政处罚合并适用、行政处罚的加重条件等五种结构类型。为实现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化、科学化,应将"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责令限期恢复原状"作为其基本表达形式,并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紧急性,合理选用结构类型,理性构建运行条件、程序和救济机制。

论《水污染防治法》中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有11种关于责令的表述,共21个条文规定了责令的相关内容。其中不乏环境行政责令行为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况,有"重处罚、轻改正"的嫌疑。其主要症结在于行政责令行为的理论未明确,忽视了补救性与纠正性。应在制度层面明确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主要法律理念,规范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表述,合理适用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规范结构,扩充完善环境行政责令行为的救济保障措施,并在程序层面完善决定—告知—送达—实施等四个环节的相关规范。

《传染病防治法》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和效力

行政责令是“新行政法”理念指引下兼具行政控权和私人自治双重功能的法律规制手段,其在行政实体法领域的广泛适用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理念。在抗击2020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行政责令法律制度及时制止和纠正各类损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但是,当前行政责令法律属性不清晰,导致《行政处罚法》和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诸多行政实体法对行政责令的规定和适用尚有模糊和混淆之处,使得《传染病防治法》在应对新冠肺炎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力。需要厘清行政责令的法律属性以及行政责令和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从法律责任制度建构及健全法律实施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的行政责令制度,使行政责令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作用。

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性质

行政责令行为在我国法律规范中表述不一,其性质界定不明。行政责令行为可分为处罚性行政责令行为和命令性行政责令行为。处罚性行政责令行为具有制裁性,主要针对具有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的行政相对人,要求其全面停止不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有一部分给予带有制裁性质的行政责令的非生产经营活动,应纳入其他行政处罚的范畴。命令性行政行为是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具有惩罚性,主要包括责令改正、责令停止和责令赔偿。行政责令行为的性质界定应结合行政行为的特性,而不能仅依据法律规范的字面表述。应对行政责令行为进行统一规定。

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研究

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作为常用的行政执法方式之一,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生态环境执法程序为线索,通过对实务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类型化总结整理,大致可以将生态环境执法中的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分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与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对生态环境执法中责令停止行政行为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是在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可能造成潜在危险的情况下作出,而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针对的是已经造成实质性危害的进行时态的环境违法行为。根据各自的行为结构,生态环境执法中的中间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被定性为行政命令,而生态环境执法中的终局型责令停止行政行为应属于行政处罚。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责令限期拆除的理解与适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责令限期拆除得以正式“入罚”,此种行为属性的转变蕴含着特定的规范逻辑,旨在明晰部分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凸显“拆除”行为具有相对较强的制裁属性。然而,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存在一定的逻辑不自洽,主要表现为责令限期拆除并未“增加新的义务”,行为责任的可非难性不足,可以引入行政保安处分制度和行政处罚“预防论”目的理论予以补足。据此,为了实质性地促成责令限期拆除“入罚”达致逻辑闭环的应然状态,有必要重申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后应遵循的原则及其适用情形,以及须得接受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要求。总之,历史经验时刻都在警醒,国家处罚权应当依法合理行使,任何一次“入罚”皆应审慎对待。

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的错位与匡正——界分基准与功能定位的视角

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是两种相互独立又关联的行政决定行为。独立性决定二者的边界关系应是清晰明了的,即通过内容的惩罚性(核心)+形式的意思性(补充)+结构的保障性(辅助)的基本模式加以界分,并从解释论与立法论双重路径解决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的模糊地带——责令性行政行为立法概念不清、性质难辨之难题。关联性旨在二者衔接关系应是具有先后次序性,即环境行政命令在二者衔接关系中具有优先适用性,处于基础性、主导地位,这是由环境行政命令与环境行政处罚的基础性与保障性行政行为性质界分及其功能定位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二者衔接关系之未来立法应以前置条件的关系为基础规范结构,其他规范结构的设计则应考虑违法情节、功能定位、适用条件等因素以解决现行法律规范中衔接关系不合理之困境。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困境与解脱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困境,起因于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泛化、信息网络安全监管机关的"机能过载"与信息网络安全监管体系的权责不清。现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类型化与义务区分化策略具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实体性义务界别机能,但缺乏支持性、程序性义务的鉴别机能。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范围限定于主动的内容审查义务,违背立法原意。现行行政责令前置解释路径着眼于行政责令内容、程序的细化,存在着方法论的根本性错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适用困境的解脱应是:在确立信息网络安全国家、行业标准与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监管机关"权力清单"的基础上,走向犯罪的合作治理模式。

论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裁判路径

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导致定性的不准确和裁判的不稳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法用语上的混乱、学说上的分歧和法官裁判思维的单一。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界于行政处罚和行政命令之间,在实践认定中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海关执法领域责令退回行为之法律属性及其问题——以陈某诉某海关责令退回违禁印刷品出境案为例

在我国行政法律实践中,责令性行政行为是大量存在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海关行政执法领域,因责令性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同样很多。作为国家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海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作用。海关执法权力的高经济价值性,加之执法环境的高度复杂性为相关争议的产生提供了高度盖然性。责令性行政行为在给行政机关带来执法便利的同时,也极有可能随时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海关执法领域,有必要完善具体执法制度,注重区隔行政命令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并规范责令性行政行为的实施、救济制度。

行政命令型生态环境修复机制研究

生态环境修复关系到生态安全与公共利益的保护,是我国现阶段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要任务之一。责令生态环境修复作为生态环境损害公法救济手段之一,具有指令性、应急性、直接性和个体性等特点,主要适用于违法行为导致的分散、小型污染场地和生态破坏场地的修复,在实践中运用日益增多。然而,该种修复与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其他生态环境修复以及司法机关主导的生态环境修复在目标、程序和规则等方面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环境执法的整体目标。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的事实错位及逻辑矫正——以安全生产为视角

行政命令广泛存在于安全生产立法以及行政执法活动中,由于理论研究滞后、行政命令表述混乱与行政处罚交错不清,导致司法分歧不断。无论是基于行政行为类型化改进的理论反思,还是从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现实考虑,为行政命令这匹即将脱缰的野马套上制度的缰绳都迫在眉睫。本文通过考察安全生产责令性行政行为的具体形态,逻辑归纳出其有别于行政处罚的核心价值,并提出构建以核心价值为基础,以主要功能为补充的行政命令类型化体系,从而使令人眼花缭乱的责令性行政行为回到法律规制的轨道上。同时从发挥行政行为的整体作用出发,建立矫正—教育—惩罚梯次衔接的安全生产行政处理体系,并加强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