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机关行使变更、解除权的赔偿责任性质及范围

行政机关所行使的变更、解除权既有民事法律规范下的法定解除权和因双方协商一致的民事形成权,也有因行政法律规范授予的行政职权。因此,若行政机关因错误行使权力(利)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首先应当考察变更、解除权的来源依据,从而确定其赔偿责任是因对合同义务的违反产生的违约赔偿责任,还是因违法行政承担的行政赔偿责任。当行政优益权与民事法定解除权存在竞合时,需要以客观情形的转变是否直接导致了公共利益需求发生实质性变化为标准,区分错误行使权力(利)时需要承担的行政或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重新界定了直接损失与预期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扩张解释的方式将相对人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和必然可得的预期利益纳入实际赔偿范围,发挥了行政赔偿的惩罚性功能并填补了损失的公平理念。在参照适用民事赔偿规则时应充分结合行政协议的双重属性,以实现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平衡。因此,在具体规则适用时,应当依据利益平衡原则和可预见原则,对行政赔偿中的实际损失以协议签订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基准,采取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对相对人的损失进行认定;在适用违约赔偿规则时需考虑行政性和协议性的双重属性,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避免对协议目的达成和公共财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分离构想

研究以《食品安全法》第75条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食品经营企业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分离构想。首先,分析现行行政责任主体双罚制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然后,提出了3个创新的制度设计,包括科技驱动的监管、弹性罚款制度和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在科技驱动的监管部分,探索了如何利用大数据、AI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实现更精确、及时和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在弹性罚款制度部分,设计一种罚款制度,其中罚款的大小与违规行为的严重性、企业的规模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挂钩,以实现更公平和有效的惩罚。在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部分,强调了企业应建立全面的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制度,以防止供应链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行政协议之诉赔偿与补偿情形认定

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既有别于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也不属于民事赔偿、民事补偿,当前理论界有争议,实务中法官可以依法作出不同的裁判。判断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之诉中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原则上应为合法优先、兼顾公益,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且仅是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可以只给予补偿。行政协议之诉赔偿、补偿应尽可能明确具体标准,不能明确的,应比照行政赔偿适当增加,而且赔偿应高于补偿。对行政协议纠纷作出裁判应优先适用行政法律规范,即便需要参照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也需要考量能否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能随意参照适用。

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行政责任伦理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就是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和优势全面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有效推动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推行的过程中,存在行政人员的自利性与行政责任的公共性冲突、行政组织与行政组织间的价值性冲突、行政问责制度中情理问责与法理问责的冲突等困境,提出明确“他者”的逻辑起点、建立“负责任”的行政组织、优化制度的伦理化设计与运行等路径选择,推动地方政府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聘请社会中介力量参与行政事业单位内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务研究

2021年2月19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审计署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审计机关开展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聘请中介机构和专业人员等作出明确规定。本文基于风险防范角度,对聘请社会力量参与行政事业单位内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开展实务研究,提出构建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以期解决内部审计力量不足、相关专业技能受到限制、审计覆盖面有待拓展等问题。

会展行政监管与法律责任

会展行业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的产业,不仅在经济上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科技创新和国际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会展业的蓬勃发展,相关问题的监管与法律责任逐渐凸显,这涉及到公共安全、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因此,深入研究会展行业的行政监管与法律责任问题,对于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确保各方利益平衡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分析与防范

行政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防范审计风险,全面梳理经济责任审计风险,依据审计风险的特征表现、产生原因采取针对性地处理措施,从而有效规避审计风险。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防范的具体对策,以期能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与改进措施研究

行政事业单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随着行政事业单位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日益复杂化,经济责任审计是对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常态化“经济体检”,通过“查病”的方式达到“治已病”“防未病”的目的。然而,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一些问题,如审计程序不规范、审计结果不准确等,影响了审计的有效性。因此,对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碳信息披露的行政法律责任:入法路径及制度体系

碳信息披露义务作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支撑,须经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具体适用保障履行。实践中,碳信息披露呈现披露内容真实性存疑、披露程序违法较为普遍的现象,偏离“双碳”目标实现的规范性要求。现有碳信息披露行政法律责任体系,忽视了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信息披露与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之间的行为一贯性,对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信息披露的行政法律责任预留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对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的行政法律责任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既有分散式立法模式的反思,应以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作为顶层立法,对碳信息披露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进行框架性规定,同时在下位法中予以细化规定,以实现法律秩序的内在统一。在细化行政自由裁量区间方面,宜将“违法所得×倍率”“损害结果×发生概率”作为弹性指标;在丰富行政法律责任的类型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罚款数额、对披露义务主体及直接责任人员采取双罚制等加大处罚力度。

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的法益确立与行为边界——以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两法衔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归责模式设置为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足以表明出卖、转让档案行为应当注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两法衔接”。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的刑事违法判断具有完全从属性原理,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类型的从属性之上,其排除了刑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和兜底条款的独立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二十九条将出卖、转让国有档案行为界定需达到情节严重的条件,此种规定极易将一般违法的出卖、转让行为种类扩充至刑事司法之中,以消解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良性互动之效益。为此,有必要将出卖、转让档案行为的法益类型确立为“公共秩序的管理与维系”,并分别从行为的单独性和唯一性、行为评价的差异性,来划定出卖、转让档案的行为边界。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行政性垄断的规制进路——从实施特点、竞争损害以及成因出发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助于生产经营单位防范安全生产风险,提高安全生产防御和风险应对能力。2021年新《安全生产法》规定,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采取共保体的方式推行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然而,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推行实施这一制度的过程之中,却频繁出现行政垄断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有观念原因,也有制度和经济方面的成因。其不利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剥夺了中小保险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同时削弱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本身的制度功能。鉴于产生原因的复杂性,从源头防范、过程治理和事后处罚的全过程视域下,可对该问题实现较为有效的治理。因此建议对规范性文件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行源头防范,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协会自治作用,建立开放性的共保体实现过程治理,以及严格行政性垄断的事后处罚法律责任,从而促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良性竞争全过程,最终助力于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能力和生产安全事故的赔付能力。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现有规则无法为各方主体行政责任的界定提供充分依据,在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着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不明确、行政处罚种类的适用及依据标准模糊、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缺乏行政处分的有效规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区分第三方治理模式类型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并以合同履行程度为重点,引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确定行政处罚的具体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协议的规范约束,促进第三方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有效性。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论《档案法》中档案服务企业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档案服务企业可能作出《档案法》第四十八条第八项规定的违法行为,但《档案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处分仅能课予对国有档案服务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这就使得档案主管部门在责令非国有档案服务企业限期整改时,缺少类似处分的行政法律责任作为威慑。这种做法不利于档案安全风险的预防,限制了执法效能的提高,还对档案服务市场的良性发展造成了影响。为此,笔者认为,可适当修改《档案法》第四十九条,让档案服务企业在作出《档案法》第四十八条第八项规定的违法行为时受到行政处罚,以确保档案行政执法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大数据时代下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发展趋势

在大数据时代,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正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分析为审计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数据支持,使得审计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同时,大数据技术为审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揭示出更多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问题,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更全面的信息支持。

建设工程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行政责任研究——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展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以下简称393号令)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以下简称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责任范围与承担方式,即总包单位对全部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与总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受上位法影响,很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中也有总包、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连带责任的类似规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除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外,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还会面临行政责任的负担。但类似总包、分包单位之间的连带责任含义不明,如何承担行政连带责任不得其解,给行政执法实践带来巨大困惑。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相关问题与对策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是指对单位领导人在任期内的经济行为和责任进行的审计评估,其主要对财务收支、资产管理和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审查,确保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及效益性。文章围绕当前行政事业单位经济责任审计实践情况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规章制度及评价体系、明确经济责任审计效益目标等对策,以供参考。

行政诉讼中法院分配证明责任的正当性及路径研究

按照“规范说”的理论,证明责任的分配应该完全依照实体法的具体规定,不能交由法院自由裁量。然而随着新型案件的出现,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严格按照实体法的证明责任分配可能会带来不公正的后果。此种情形下,应当引入“价值衡量理论”,不仅关注于案件事实本身,更着眼于社会利益、公平正义理念等因素进行合乎情理的裁量。行政诉讼作为客观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在裁判过程中,法院具有更强的职权探知倾向,通过诉讼欲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是在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上更需考量如何逐步推动并防止权力的恣意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