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论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适用范围的扩大

对环境资源起诉权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国外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进行了研究,论述应从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环境资源起诉权人、环境资源行政司法审查的范围等方面放宽对环境资源行政起诉权的限制。

行政起诉权研究——以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展开

诉权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力,行政诉权与诉权是一种种属关系,行政诉权不仅是一项提起救济的权利,还是一项控制行政权滥用的权利。行政起诉权是行政诉权内容之一,也是行政诉权现实化的基础。因此充分保障相对人行政起诉权的行使对保障相对人的行政诉权至关重要。然而在立法与实践上行政起诉权受到种种限制,造成行政案件起诉难,致使行政诉权落空。因此,有必要放宽行政起诉权的行使条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减少对原告资格的限制,以使行政诉权发挥应有作用。

行政起诉难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行政"起诉难"是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一个重要表征。当事人行使起诉权遇到的障碍主要源于《行政诉讼法》起诉制度规定及相关程序的缺失。以权利有效且无漏洞的保障为理念,以程序正义为广角,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区分程序当事人与正当当事人、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正确认识和处理起诉请求的有效性与正当性、起诉证据与定案证据、诉权保障与司法谦抑的关系,乃是完善我国行政起诉制度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背景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

检察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健全和强化人民检察院在三大诉讼中的公诉职能

当今,世界各国在确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时有一共性,即客观存在这样的理念——检察机关应当是一个完全立足于公正和正义的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有权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提请法院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提请法院确认某一民事法律关系或某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效力,进而追究违法者的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因此,检察机关在三大诉讼中应有公诉权的根据,亦在于此。具体来说:

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种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