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污染的“行政边界效应”与新环境政策影响

本文基于淮河流域2004-2013年国控重点监测断面周数据,运用OLS法和最邻近匹配方法(NNM,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考察地级市行政边界对河流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淮河流域行政边界下游比上游污染更为严重,"行政边界效应"分别达到-13.764%(DO,溶解氧)、46.453%(COD,化学需氧量)和145.736%(NH3-N,氨氮)。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十一五"和"十二五"环境政策对淮河流域跨界污染问题的影响,发现纳入考核范围的COD的"行政边界效应"在"十一五"后期才有所改善,"十二五"政策则显著缓解了约束性指标COD和NH3-N的"行政边界效应"。研究对于打破淮河流域各地级市"逐底竞争"的考核机制、制定更为合理的考核办法、鼓励地级市间环境合作治理都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全国大市场中贸易流量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来自地级市增值税发票的证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行政边界效应则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地级市间增值税发票计算的城市间贸易流量数据,在因果推断框架下对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进行了估计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平均约为4.45倍,即省内相对贸易份额约为省际相对贸易份额的4.45倍。这个结果明显小于欧盟内部的国家间的行政边界效应。中我国东中西部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逐次递增,并且相比于商品市场,劳务、服务等要素市场的边界效应更大。本文也用现有文献的主流方法进行了估计,并与文献中已有的估计结果对比。本文采用的数据和估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使用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和引力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偏误,有助于科学评价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成效。

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性的行政边界效应

自然地理单元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行政区划常常造成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的人为割裂,产生空间阻碍效应,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流域水资源作为一种流动性的自然资源要素,贯穿于流域上下游行政区之间,区划隔离效应更加明显。文章以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和改进的Barro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和行政边界效应,揭示不同时段的行政边界效应演化规律。研究表明: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演化特征,尚未形成一致σ收敛性,经济非均衡性呈现"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变化态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空间单元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朝着自身稳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具有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各行政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趋于消除。②新安江流域经济增长存在典型的行政边界效应和结构性特征,行政边界影响了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速度,限制了流域经济一体化。③省际行政边界对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屏蔽效应,表现出差异化的演化过程,非均衡性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从2005—2011年的0.0023上升到2012—2017年的0.0244,增速为961%。

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的影响--以广东省为对象的实证分析

首先,假设跨区域与区域内的行政边界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有抑制作用;其次,为将边界效应从空间距离效应中分离出来,区分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并基于广东省681项产学合作研究项目的数据集,对行政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区域内的行政边界对产学合作研究绩效有负面影响,而跨区域的行政边界则没有体现出抑制效应。研究结果对不同的因变量和回归方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最后,总结研究发现对跨界产学合作研究管理和相关政策的理论贡献以及实践启示。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对省界毗邻县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促进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推行作为政策冲击,分别将省界毗邻县中纳入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县和未纳入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县作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基于县域层面的夜间灯光数据和宏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否推动了省界毗邻县的经济发展,并探究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发展规划有利于省界毗邻县的经济发展。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发展规划虽然削弱了省界毗邻县的市场潜力,但是加强了省界毗邻县与群内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同时优化了省界毗邻县与群内其他地区的产业分工,即城市群发展规划对省界毗邻县整体上表现为辐射效应多于虹吸效应的正面影响,进而促进了省界毗邻县的经济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城市群发展规划虽然整体未促进西部省界毗邻县的经济发展,但是仍有利于经济欠发达省界毗邻县。另外,目前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可以促进两省交界县的经济发展,但并没有对三省及以上交界县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国内贸易成本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区域市场分割促使企业产生“制度逃逸”。基于非对称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对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并利用2005—2022年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理论研究发现,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抑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资源错配程度改善和国内技术进步是其主要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存在“制度逃逸”现象,与行政边界效应正相关;相较于成本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商品和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不同类型投资动因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省域市场间的资源配置优化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机制,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仅在商品市场中有所表现。

公共政策的“时间”问题

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交融、官员与民众互动、理念与实情吻合的时间产物。用时间边界限定公共政策的意义、内涵和存在过程,要求公共政策预设可行的实践时段、可能的实现时点,面向未来解决现实问题和立足现实准备解决未来问题。将来时集中涵盖和主要表达与时间共存共进的公共政策化的利益,源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政治性。公共政策的主导方面需要抓住公共政策能够产生实效、保持长效的时间主线:审时度势、不失时机,与时俱进、把握时效,因时制宜、遵守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