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的行政违法性及其规制

"钓鱼执法"是执法机关故意向当事人提供违法活动实施条件或创造特定环境,以引诱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一种自身违法的行为。它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并可分为"显露式"、"勾引式"、"陷害式"等三种形式,其具有多重危害性。"钓鱼执法"与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相冲突。防范和规制"钓鱼执法"应当从完善行政执法领域的立法、打击"执法经济"、限制使用奖励举报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监督等若干方面入手。

行政违法性认识与犯罪认定

行政违法性认识不是违法性认识的对象,也并非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但要想成立行政违反加重犯,则必须具备行政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认识错误而言,行为人对符合行政管理规范规定的禁止事项的认识错误,属于事实的认识错误,可以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对禁止事项的评价错误则属于法律的认识错误,只有根据具体情况,行为人确实不具有回避行政违法性认识错误之可能时,才不构成相应犯罪。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处理中利益衡量位阶体系的构建及运作模式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问题的处理和解决缺乏适当的理论工具,由于它的处理本质上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故引入利益衡量理论处理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问题具有必要性。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处理中的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包含的价值及位序是:解决行政争议是首要价值、维护法的安定性是第二位阶价值、保障权益是第三位阶价值、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及行政法律责任的恰当承担和分配是第四位阶价值。该利益衡量位阶体系的运作模式具有多层次:首先,根据该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的利益和价值进行排序;其次,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可能需对利益衡量位阶体系中的部分子价值进行内部的二次排序;再次,需结合具体事实,进行个案的价值衡量。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相关案件的处理和解决,除可依据和适用利益衡量位阶体系外,还需考虑其他相关的如先行行为的性质及处理技术、治愈制度等因素,以便更好地系统解决该问题。

治愈制度在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的适用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能够拓宽公民权利救济并实现行政纠纷彻底解决。然而,法院并不敢轻易尝试适用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对关联行为的回避审查成为常态,这使得实践中“连环诉讼”“案结事不了”以及由此引发的“程序空转”问题难以解决,也造成法律责任分担的不公,究其根源在于它的适用会侵害法的安定性。治愈制度是维护法安定性的重要手段,它在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的嵌入早有日﹑美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先行探索,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优势,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合法化关联行为的方式消除关联行为的违法性瑕疵,继而阻断违法性继承,最终达到维护法安定性的效果。治愈制度在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中的适用存在破坏形式法治﹑纵容违法的风险,应将其适用范围明确为违法行政行为,适用主体限于关联行政主体,同时在适用程序上应遵循比例原则和履行说明理由义务。

行政犯适用限缩的必要性研究

伴随着产业化程序、全球化程度等提高,各类充满着风险的事件不断发生。诸多风险使得公民的不安感随之增强,面对风险社会环境下诞生的新类型的违法行为,刑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在立法层面呈现出犯罪化趋势。行政犯的扩张是刑法犯罪化的表现之一,尤其是实践中引发广泛争议的诸多司法案例出现,不可避免地动摇了刑法法益保护功能以及行政犯双重违法性等理论。基于刑事立法层面已经扩张行政犯的状态,有必要从司法适用环节限缩行政犯。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新进展--基于指导案例88号的分析

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是指先行行为因为诉讼障碍无法起诉或者当事人没有起诉,转而在法定先后关系的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因先行行为违法而撤销后续行为。《行政诉讼法》有受案范围、起诉期限的规定,法院需要处理违法性继承的问题。公报案例“沈希贤案”无疑指向先行行为在受案范围之外的违法性继承。与之相对,指导案例88号提示了另一种情形,先行行为是可诉的行政决定且超过起诉期限。裁判要旨揭示了,公定力与形式确定力只与先行行为的效力相关,且并不构成违法性继承的障碍。违法性继承就成为法的安定性与个人权利救济的权衡。当先行行为违法打破了法律预先设定的稳定秩序,而个人权利救济随之凸显,“先行—后续”行为仅有程序上的关联,仍可能适用违法性继承。

论行政垄断的二重性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既是一种妨碍竞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又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即具有 “经济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二重性质。我们认为,行政违法性是导致行政垄断的根本原因, 在借助反垄断法的同时,必须运用行政法才能实现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消防行政执法领域竞合性的违法行为和牵连性的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研究

文章分析了在具体消防行政执法过程中,“多重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如何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重点阐述了消防行政执法领域“竞合性的行政违法行为”和“牵连性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定义和适用法律的原则,避免“一事多罚”。

论行政垄断的二重性及其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既是一种妨碍竞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又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即其具有“经济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二重性质。行政违法性是导致行政垄断的根本原因,在借助反垄断法的同时,必须运用行政法才能实现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的纠葛及其厘清

行政处罚权与刑罚权作用范围的界限不清,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在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划分上存在问题,因而梳理基本的权力结构关系对于理解和界定行政违法和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行政性犯罪的认定,应特别考虑行政违法性的存在,而从权力运作的角度看,即表现为特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而这一权力行使对于相应案件的犯罪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行政违法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功能不同,其反映的是权力运作关系的不同,因而当同一行为既是行政违法又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行为人承担两种不同的责任,并不存在责任的充分评价问题。

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反思

行政垄断是一种兼具行政违法性与经济违法性双重违法属性的竞合违法行为。但行政违法性才是其本质属性,以反垄断法规制行政垄断缺乏理论基础。且在实践中,以反垄断法调整行政垄断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改革和完善行政救济手段,以行政法规制行政垄断才是最佳选择。

行政犯的违法性判断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行政犯占比大幅上升,带来了违法性判断的课题。在行政犯的违法性判断中,应以行政违法性为基础,同时考量刑事违法性。一、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一)判断主体。行政违法性判断由行政机关作出还是司法机关作出是基础性问题。

非法采矿罪的法教义学展开

非法采矿罪是对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安全价值的破坏行为。非法采矿罪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体现为一般性行政违法的判断和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的判断。一般性行政违法是前置性出罪规定,同时具有出罪指引和规范指引的司法功能。犯罪构成要件层面行政违法判断的主要内容为行为人是否取得采矿行政许可。非法采矿罪主体处罚的边界,要综合行为人的出资情况、行为人行为时的名义、在无证采矿中的作用等客观要素,并结合行为人对无证采矿的罪过进行判断。非法采矿罪对经济价值的破坏应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框架内进行教义学诠释,对环境价值的破坏应当从造成生态维持功能损坏方面进行判断,对安全价值的破坏宜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予以设定。非法采矿罪判处的刑事罚金数额应当结合行政罚款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以否定性评价的性质差异为前提,以处罚内容的同质性为纽带,兼顾实现可能性,体现对非法采矿行为的刑事否定评价。非法采矿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金的实现方式,应依民事赔偿金的私益和公益性质进行类型化处理。

王力军非法经营再审改判无罪案的法理问题评析

原审判决判定王力军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从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并没有合理的依据。王力军的行为不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有利于促进正常的粮食流通并完善其流通秩序。原审判决由王力军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得出其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这一推断结论,显然忽视了对其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的实质考察,由此造成了错误的有罪认定。再审判决仍然坚持认为王力军的行为有着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并以《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作为将王力军的行为予以出罪的依据,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审判决所存在的问题。从本案的改判过程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司法机关在对犯罪的认定时应该坚持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标准,即坚持以刑事违法性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形式标准,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实质标准,这样才能够做到科学地定罪。

从科斯定理到侵权责任认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且具体规定了高度危险作业,动物致人损害,环境污染,产品责任等一系列的适用类型。这一转变,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对于人的生命、健康愈加重视是分不开的,体现了立法思想从个人本位主义到社会,公共本位主义的转变,其更加适合现代社会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要求。但是。从实际操作的效果以及经济学理论方面看。

行刑衔接视阈下森林和野生动植物案件的办理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法律学界和执法、司法机关人员近年来关注的热门课题。然而,由于相关规定的缺漏以及规定之间、规定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冲突,虽然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共识,但仍然存在很多的分歧。何况以往研究多从一般的行政违法与一般的行政犯罪关系的层面展开,未能关照到个别法律的特殊规定,结论难免失之偏颇。

论非法经营罪的限缩适用

非法经营罪以广泛存在的经营行为为规制对象,具有沦为口袋罪的条件。多年来积累的大量司法解释,存在入罪标准详尽、出罪缺乏参考的情况。实务中存在扩大适用以及扭曲适用的问题,威胁着行为主体的行为自由。该罪属结果犯,应摒弃实务中行为定罪的倾向。刑法上的非法经营行为在实质上需具有行政违法性,不具有实质行政违法性的行为不应进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在刑事违法性的审查中,应考察经营行为性质是否具有其他理解的可能,如存在其他理解则不宜以本罪处理。

澳门反贪污高级专员公署简介

在80年代初,澳门社会对设立反贪污机构的呼声便此起彼伏。1987年12月7日,立法会颁布《贿赂处分制度》,通过有关贪污的刑事制度,但并未设立反贪污机关。其后,立法会内有过多份法律草案,但均未达成共识。直至1990年7月立法会通过法律,并由总督于9月10日颁布,才设立反贪污高级专员公署(全称为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以打击日趋严重的贪污和行政违法行为,提高行政当局的尊严和声誉。根据法律规定,反贪污高级专员公署是一个公共机关,享受完全的独立性,不受任何指示或命令的约束,而且仅依法行事。反贪污高级专员公署负责开展防止贪污或欺诈行为的工作,对象包括总督、立法会主席和议员、政务司、咨询会委员,中央和地方行政当局以及公法人等公共实体,以及公营企业、公共服务企业和信用机构等机构的负责人和人员,对他们触犯的贪污罪与欺诈罪,依刑事诉讼法例作出不直接涉及基本权利的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