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适用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相比于单元诉讼模式,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力图在一个庭审中实现对两类公益诉讼的合并处理,更易于兼顾公正与效率。但对该诉讼模式而言,其广泛应用受制于正当性依据的缺失。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环保组织为辅、多元主体参与的诉讼机制,拓展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两类诉前程序履行顺序及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规则,协调与完善两类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规则,细化附带民事诉讼环节适用调解程序的规则,实现对该诉讼模式的优化。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诸问题——从“检例第29号”谈起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主题发布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一起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引起广泛关注。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不典型的附带型诉讼,现阶段检察机关是提起该类型诉讼的唯一适格主体。检察机关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同时满足《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款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规定的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且应视案件严重程度判断是否介入。检察机关启动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同时履行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从运行效果来看,现行规范中的诉前程序规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相关问题探析

实践中存在着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行政诉讼部分的诉前检察建议发出率高、行政公益诉讼部分与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分离等现象,其根源在于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的不匹配,主要原因有级别管辖带来的起诉障碍、诉前程序被采纳率畸高、法院内部审判分工不明确、行民责任衔接不够等方面。为改进上述因素对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践带来的困难,应当加强基层法官、检察官综合知识积累和办案能力,实现民行一体化;加强立法,对起诉时效法院管辖等方面进行完善,协调举证责任分配,常态化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回头看”工作。

论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适用与制度构建——以首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为切入点

白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江源区中医院违法排放医疗污水污染环境一案,是全国首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为试点后的公益诉讼立法奠定了实践根据。在公益诉讼试点改革语境中,具体法律适用面临的主要障碍分布在诉讼主体资格、诉前程序、举证责任和调解等几个方面,可在司法权监督行政权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扩大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范围,塑造公民伦理;统一举证责任,提高诉讼效率;将调解在法律上建制化,加强事后监督与制约;完善诉讼提起机制等。

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应对公害范畴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交织案件形成的一种特殊诉讼模式。然而,对这一诉讼类型,我国现行法律在案件范围、主体资格、证据规则、诉前程序、调解规则等方面缺乏制度规定,诸多问题有待厘清。而且现阶段的实践探索并未引发规模效应,也未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从法律层面拓宽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施行一元启动、二元起诉、多元参与的诉讼模式,实行科学合理的举证方式和证据规则,采用先建议后公告(或咨询)的诉前履行程序,适用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规则,构建更加完善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相关实务探析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公益诉讼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出现后,自然会涉及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问题。由于法律对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没有具体规定,因此需要予以厘清。在范围上,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必须是符合公益诉讼的范围,同时能够提起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在主体上,能够提起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不限于检察机关,有资格的其他的公益诉讼起诉人亦可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程序上,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必须符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同时要经过公益诉讼要求的诉前程序;在管辖上,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才具有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权。

PPP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索

公益诉讼制度是PPP模式下公益救济的有效途径,其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类型与之最为契合,但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面临诸多困境:一是对PPP民事公益诉讼之合理性的质疑;二是在PPP行政公益诉讼中的被告选择问题;三是由于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PPP模式中能否适用尚不明确。为此,应通过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双重路径来扫除理论上的障碍,明确公益诉讼的法律定位,拓展行政公益诉讼的适格被告范围以及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矿产资源破坏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务探析——以湖北省黄石市两起非法采矿公益诉讼案为视角

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虽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法律条文形式加以明确,但却不能及时解决和满足于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模式、新问题和新要求。以矿产资源破坏为切入点,结合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两起非法采矿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过程中遇到的诸如法律规定欠缺、线索来源不足、案件界限模糊、责任主体不明、起诉主体及参与诉讼身份无定论、判决及执行效果未知等困难与疑惑,进行分析思考,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助益于相关实务问题之解决。

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前公告制度的废除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诉前公告争议很大。现行司法解释要求履行诉前公告程序,保障其他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优位性,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介入私权领域,发挥其他机关和组织在民事公益诉讼上的专业优势,但是其未关注到我国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现实弱势,不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诉前公告制度呈现“空置状态”,基本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在公告后介入诉讼,反而导致与刑事审查起诉期限之间的冲突,干扰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不利于保障诉讼效率,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应当废除刑事附带公益诉讼案件的诉前公告制度。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检察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困境与完善路径

随着绿色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探索行民一体化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新的时代命题。相较于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发现当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实践明显滞后。通过梳理相关文本规范、实践案例,当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管辖规则相互冲突、行民责任不相协调和诉前程序冗余等突出困境,不利于环境公益损害的有效救济和纠纷的源头化解。未来可围绕环境公益损害行民一体化救济导向进行制度完善,具体包括重塑管辖规则、界分诉讼请求和简化诉前程序等。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

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作为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法律措施,具有立体化追责、高效解决纠纷等独特价值。当下,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适用罪名集中、审理基层化等特点,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导致该程序出现了定位不清晰、管辖存在法律冲突以及取证困难等各方面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需要结合理论和现状分析海上刑事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优化路径,明确程序的定位,规范诉前公告程序,推动专门管辖,发挥海事法院在审查海事案件证据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海上犯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模式,实现该程序精准打击海上犯罪、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研究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社会价值被挖掘,个人信息处理者包括政府机关和企业,面对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侵权的特点,“私益救济”难以维护公益,“公法保护”保护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法》引入了公益诉讼介入个人信息保护环节,但现行立法主要立足于防止企业等私主体滥用个人信息的民事公益诉讼。而政府机关作为大型数据处理者之一,在行政过程中也可能侵害到个人信息,因此有必要引进行政公益诉讼来弥补其中缺漏。从理论上看,个人信息存在有其社会利益属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而现行《行政诉讼法》也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留下了理论余地。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基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29号指导性案例的分析

作为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检例第29号指导性案例,尚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解决法规范依据的前提下,较之单独提起行政或民事公益诉讼,如更有助于及时充分弥补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害,更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目标,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无疑是一种比较好的程序选择。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研究——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当前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主要类型,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架设不可避免地衍生了新的问题。从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576份裁判文书切入,研究发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总体情况、实践特点及其司法智慧。面对制度“叠床架屋”之后的理论争议和对抗、审查双重面向当中的实践分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张力亟待回应。从“弥合的可能”到“可能的共识”,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实践呼唤理性证成、明确制度走向,逐一针对惩罚性赔偿的提出、适用与程序展开规范设计,同时在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使用方面进行专门探索与功能拓展。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行民交叉问题研究——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参照”适用为中心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行民交叉问题是公益诉讼的一个审判难题。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创立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对这一问题的缓解具有积极意义,但它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前,环境公益诉讼可参照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规则来解决行政和民事争议。以检察机关为主要的起诉主体,并尊重其他主体的程序地位;合理界定“环境”“公共利益”等要素,根据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来确定案件范围;立足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审判的特殊性,以有效维护公益为目的,采取“一并审理”“合一审判”的审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