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

抗战后黄河归故救济善后再研究

1938年至1947年黄河的两次人为改道,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以往对于抗战后黄河归故的学术研究,侧重于其中牵涉的政治权力斗争,而忽略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技术性问题。本文拟利用国共双方的档案文件,发掘和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黄河归故以及内战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进一步探讨黄河堵复的重要时间节点、国民政府关于此问题的决策机制和过程、解放区的救济渠道以及黄泛区的善后等问题。

外援与重建:中国战后善后救济简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庞大的善后救济计划成绩斐然但不无遗憾,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不得不卷入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纠葛和战争冲突之中。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理想,但却不幸遭遇了中国政治纷争的冲击。

战后工业化的努力:乡村工业示范的兴起和发展

乡村工业示范是抗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下建立的一个农业善后项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倾向于使之能为善后救济生产物资,而中国人则希望由此能促进中国乡村的工业化。结果,示范组未能有效的实现生产救济物资的目标,却为乡村工业示范做了大量的准备。联总结束后示范组改为示范处,示范处则明确了促进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宣称不再具善后救济性质,并积极开展了以技术推广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工业示范活动。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乡村工业示范事业最终黯然结束。

试论战后“联总”对华耕畜援助

抗战时期中国农村耕畜损失惨重,迫切需要补充。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申请耕畜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骡子作为大规模耕畜援助的品种输入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接收并短期饲养了骡子。随后,在双方的共同配合下,骡子被分配给山西、河北及平津地区的农民及农业团体,用于农业生产。在申请、接收、饲养、分配骡子的过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既有合作又有龃龉,前者作为援助方掌握了物资供给、分配的主动权;后者则因情势所困,处于被动地位。双方关系不和,影响了援助事业的展开。以骡子援助中国是战后大规模外援的一个极小案例,却可以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从文物视野解读华侨历史——以“二战”后“华侨复员”相关证件为例

文中通过涉侨证件等文物,梳理"二战"后中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开展华侨复员工作的流程,反映特定时期的华侨迁徙、侨务工作情况以及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交流的状况。同时,尝试以事件为切入点,寻找零星文物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唤醒沉睡中的涉侨文物。

皖北黄泛区善后救助措施研究(1946-1947)

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后,皖北地区受黄泛影响,环境破坏严重,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巨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对皖北泛区进行善后救助,国民政府在该区实施了一系列善救措施,包括环境的修复、难民的救助、农地的复垦等.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善救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受物资的短缺和限制、交通的破坏、基层行政组织的失效和贪腐、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善后救助效果大打折扣,更没有达到其所希冀的善后和重建的目的.从更深广的层面看,政府善后救助的低效和对泛区民众生命的漠视,影响了人心向背,亦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豫东黄泛区善后救助研究(1946—1947)

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堤后,豫东地区20县成为黄泛区,民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环境和物资条件所限,大规模的善后救济工作无法施行。泛区民众只有自力更生,忍苦受艰,熬至抗战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行总和豫分署借助联总的物资援助,对豫东黄泛区进行了一系列善后救助工作,主要包括堵口复堤工程的举办、河道的疏浚、难民的救济、农业的善后、医疗卫生的救助及交通的恢复等方面。以上善后救助措施确有一定成效,对泛区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豫东黄泛区的善后救助仍面临一些局限如战争阴影的笼罩、交通的破坏和仓储的困难、过于仰赖外援和现实环境的制约、部分措施存在弊端等,影响了善后救助的效果。

从人道救济到战略物资: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医药物资分配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增多。到了抗战后期,中国对外联系通道中断,抗战大后方对海外援助的医药物资愈加依赖,海内外多方力量艰难地建立起海外医药物资援华渠道。抗战胜利后,这种援助并未断绝,而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统筹安排下,在同盟国内部继续发挥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战后的复员与重建工作。国民政府将获得的部分医药物资用于江苏省卫生行政重建,试图以卫生行政复员的方式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加强对“绥靖区”苏北地区的控制与影响。表面上国民政府按照“一视同仁”原则“合理”分配物资给苏北解放区,实际上不仅削减物资数量,还暗中调查物资流向。内战一触即发之下,原本具有国际人道主义色彩的救济物资逐渐变为战略物资,这也导致医疗卫生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试论国共内战背景下的解放区战后善后救济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专门从事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历经国共两党从和平谈判走向全面内战的巨大政治军事转折,行总善后救济活动随即卷入了激烈的国共冲突之中。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善后救济工作艰难运作,国共双方围绕善后救济物资分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冲突。

国民政府内部的黄河归故之争

1938年6月,为阻挡日军,国民政府下令掘开黄河郑州段南岸花园口渡口,转瞬即是泽国千里、灾民百万,在淮北地区形成大片黄泛区。受战时环境影响,决口非但未能堵合,反而持续扩大。抗战胜利后,豫皖苏三省纷纷请求堵筑缺口,国民政府将关系国本民命与国际观瞻的黄河归故工程视为战后复员之急务。然而,由于权限划分不明,加之经费捉襟见肘,面对巨额复堤拨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与水利委员会相互推诿,严重影响下游复堤工程。另有直接负责工程的水利部门依据实地勘测及相关水利经验,顾及地方秩序与财政状况,主张推迟堵口。但部分军方高层,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考量,不顾现实状况,一再催促河归故道。与此同时,军事斗争不断干扰堵复工作,不但施工安全无法保证,堤防石坝亦常遭破坏。种种纠葛直接左右了工程的进度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