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证问题研究

行政检察监督重点是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而司法实践中,因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尚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监督体系、监督效能等方面。检察机关应积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依法、全面、有效、智慧实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夯实行政检察监督“基石”,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效遵循。

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选登(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土地执法查处领域违法建(构)筑物没收处置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推动行政检察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落地见效。

行政非诉执行申请期限性质的困惑与出路

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行政机关逾期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将不予受理,这实际上是变相将申请执行期限定性为除斥期间,容易导致合法有效的行政决定得不到执行。在检察院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中,法院判决行政机关继续履行相关领域的监管职责,使得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与拥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并无二致,违背了法律禁止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立法宗旨。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对逾期申请执行的行政决定执行力有无的判断上也存在矛盾。因此,宜在《行政强制法》中区别申请期限与执行时效,将非诉执行申请期限解释为行政机关的法定履职期限,并专门建立区别于申请执行期限的行政执行时效制度。对于行政机关超过申请期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应受理;只有超过行政执行时效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才能裁定不予受理。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路径探析

行政非诉执行是确保行政行为执行效力的重要制度设计。行政非诉执行是行政执行的一种,行政执行还包括行政裁判结果的执行。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一种情况是,行政相对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非诉执行,法院作出裁判的,涉及的就是行政裁判结果的执行。另一种情况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既不履行确定的义务,又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非诉执行,对于这类情况,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就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执行和解的适用及其边界

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制度是立法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体现了现行立法非强制性的发展趋势和人文精神,对于破解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执行难问题、缓和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对抗情绪、提高行政机关执法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立法虽然并未明确规定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制度,但是随着“服务型行政”理念被广泛认同以及司法ADR在行政非诉执行领域的深度运用,建立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制度已经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基于行政非诉执行案件自身特性,探究行政非诉执行和解适用条件和运行规则,明确行政非诉执行和解制度严格依法适用,避免制度异化导致法院干扰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行政机关滥用职权。

被驳回诉讼请求后行政非诉执行的时效问题

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决定的时效为多久,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理解存在争议。现有法律出现多个时效结论时,应作不利于行政机关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解释。驳回型行政裁判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行政相对人的起诉被驳回后,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依据是行政决定而非行政裁判文书。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决定,虽然置入了行政相对人不服提起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司法过程,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行政非诉执行,时效应当确定为三个月。如果适用二年的执行时效,则违反了“申辩不应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不利变更”的原则。

论行政非诉执行的检察监督及其机制优化

行政非诉执行关联着行政权、司法权以及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研究发现,在行政非诉执行实践中,存在着法律规范指引不明、“三个明显”审查标准较为抽象、结案方式适用不够严谨等问题,从而凸显了检察监督的必要性。检察监督具有监督权力运行、实现争议化解和依法履行职责的法治功能价值。在功能主义视域下,检察监督的内涵丰富和限度要件可以得到进一步展开。为更好地推动行政非诉执行的检察监督实践,需要从案件来源的开放性、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和质效提升的可靠性等三个维度实现机制优化。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行政非诉执行概念不明晰,且在法院受理、审查、执行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急需厘清和监督纠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有法理、法律、政策和现实依据,可从监督案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保障等全面构建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确保真正做实行政检察。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模式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具有合宪性与合法性,行使这项权力应处理好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检察权应恪守一定的监督边界,做到形式监督与实质监督相统一、阶段性监督与终局性监督相统一、程序性监督与实体性监督相统一,同时做到法理、事理、情理相统一。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在制度构建层面可以采取“一点”+“两翼”的“分层监督”模式。根据权力行使方式和运行规律的不同,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又可以从实体运行与程序运行两个维度进行全面构建,前者包括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标准、监督方式等,后者包括启动方式、线索来源、监督程序、监督救济等,这两个维度有机结合共同推进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模式的完善。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和解问题研究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的和解,本质上是执行权与行政处分权交互影响且执行权起主导作用,旨在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的法律事实。不同于民事执行和解,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的和解以法院的司法审查为其先决要件,并以相对人履行不能、行政机关具有处分权以及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经过法院司法确认等为其构成要件。因此,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在内容上具有行政机关意志与相对人意志相互吸纳的合意实质,在形式上又经过法院审判权、执行权的双重审查,已经具备了高度盖然性地证明行政权利义务存在的属性。应当赋予法院执行裁定以强制执行的效力,在相对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允许行政机关直接申请执行和解协议。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研究

目前,行政非诉执行立案难、选择性执行、执结率长期低位徘徊等情形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行政检察应当更好地发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独特优势,在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受理、立案、审查和执行的同时,还应当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以发挥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作用为目标,从检察机关办案优势入手,发挥一体化监督模式,健全内部监督办案机制,配合保障人民法院公正执行,可以有效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论行政非诉不予执行裁定对行政机关的效力

行政非诉执行中不予执行裁定对行政机关的效力主要体现为拘束力。拘束力是行政判决的效力体系中的一种特殊效力,即行政判决要求案件相关行政机关尊重法院判决意旨采取行动的效力,具体包括禁止反复的消极效力和重新处理的积极效力。由于不予执行裁定与行政判决的相似性以及我国行政诉讼“准双向”的特殊构造,行政判决的拘束力可适用于行政非诉执行中的不予执行裁定。但并非所有的不予执行裁定均具有拘束力,当行政行为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时,法院所作不予执行裁定对行政机关具有拘束力,行政机关应按照法院裁定意旨采取行动;当行政非诉执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时,法院所作不予执行裁定对行政机关不产生该效力。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务研究

根据司法部2019年发布的数据,总共11类的行政诉讼一审和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在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传统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对抗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也愈发激烈,行政执行难,效率低,甚至违法的情况在各地方法院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其中就包括在此之前为公众,学者等群体关注较少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目前各地方行政非诉执行也广泛存在执行程序混乱。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路径

当前,完善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法律监督,强化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行政法律监督的现实课题。检察机关通过分类监督、协调配合、同步审查、系统整合等机制建设,对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的相关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和被执行人进行审查监督,这对建设法治政府,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现实意义。

自然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实务研究——以非法占地类行政处罚为例

自然资源部门一般依《土地管理法》对非法占地类违法建筑作出罚款和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的,自然资源部门需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行政非诉执行。以检察监督为视角,提出规范此类行政非诉执行的申请程序、加强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明确行政非诉执行的责任主体,同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探索非法占地类行政非诉执行积案清理的新机制、明确非诉执行的受理和审查标准等意见建议。充分发挥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既促进依法行政又监督公正司法的作用,共同破解非法占地类违法建筑行政处罚的执行难题。

浅议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对行政行为检察监督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检察监督的概述(一)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概念所谓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法律概念,因为其并没有被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浅析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在监督人民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申请的受理、审查、裁定和执行活动的同时,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予以督促纠正违法,发挥着既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又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一手托两家”作用。本文结合基层行政检察工作实际,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和基层行政检察监督的现状着手,分析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基层院做实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工作思路。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2021年海南藏族自治州检察机关办理的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为例

当前,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法院泛化适用“裁执分离”、行政机关执行难和检察监督刚性不足。笔者以2021年海南藏族自治州办理的国土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为例,从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的审查现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几方面出发进行论证分析,并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做实行政检察工作。

检察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办理实践及路径构建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是行政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监督方式缺乏后劲和监督深度,需要在检察大数据背景下,深入研究提升监督质效的有效举措.运用大数据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已经有一定的实践探索,在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做到双赢多赢共赢,做好“四大检察”融合监督,实现从浅表性监督向深层次监督过渡.在路径建设上需要做到数据共享,通过深挖数据发现监督线索,找准切口打开监督局面,更好地保障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难的思考与应对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不仅体现在民事法律方面,同时在行政非诉执行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执行案件面临着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这也是人民法院执行领域今后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相关规定和实践操作,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要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