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现实定位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及“缓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压力”为价值目标。但经后续修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不仅在内容架构中难以体现、在制度发展趋势与价值实现路径间产生割裂,且因自身的模糊性、开放性,导致“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价值目标名不副实。因此,应通过善用人民法院书面建议权及限缩行政机关任意指派人员出庭应诉的方式构建行政首长应诉制度,以落实“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要求。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之价值意蕴及其技术性改良设计

源自地方实践创新而萌生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最终被上升到法律层面正式确立,和其内在深厚的价值意蕴密不可分。然其良善运转,尚有诸多障碍,检视其从文本到现实运作内存的困境,分析症结所在,并提出切实妥帖的技术性改良方案,有助其发展成为一项稳定且成熟的制度。这对于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宏图伟业不无裨益。

构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管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17年来,行政审判的司法环境大为改善,"民告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官应诉的自觉性不断增强。2004年3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出台后,全国各地相继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认识上的不一,制度上的欠缺,各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平衡,亟需进一步构建完善。

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完善研究

在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自实施以来,各省市行政首长的出庭应诉率均不断升高,各地法院行政案件的受案率也逐渐上升,推动了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给我国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又逐渐显示出了行政首长“只出庭,不出声”、行政首长应诉的时间成本高等不足之处,亟需不断完善。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应成为常态

背景:7月29日,最高法院发布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典型案例,其中提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一年来,各地法院深入贯彻司法解释规定,大力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实质性化解了大量行政纠纷,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7月29日澎湃新闻)。

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法制完善的路径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问题最初由地方兴起,在部分省市得到了初步发展,最终由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文件中予以明确。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正式纳入到了法制的轨道中。实施近两年以来,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同时依旧存在法条规定不明确和行政首长出庭参加诉讼而不答辩的情况,仍然需要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对法律规定不完备的地方予以完善,为健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法制建设提供路径。

论新《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制度

行政首长出庭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新《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才将其上升为正式的国家法律制度。文章基于学理的考量,认为行政首长出庭制度的"法制化"具有深刻的必要性及时代意蕴。为了确保行政首长出庭制度的有效实施,应从三方面具体完善该制度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