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权业绩考核、企业生命周期与股权激励效应

科学的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既可能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强化激励效应(利益协同假说),也可能通过降低风险承担而造成激励扭曲(风险规避假说)。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总体上有利于强化股权激励效应,支持了“利益协同假说”;分发展阶段看,行权业绩考核的作用效果具有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成长期企业更适宜设置适中的业绩目标,成熟期企业更适宜设置严格的业绩目标,衰退期企业更适宜设置宽松的业绩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可通过利益协同和风险承担两条潜在渠道发挥作用,但具体机制因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行权业绩考核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协同治理”还是“短视主义”?

业绩考核是企业行为决策的指挥棒,既可通过利益协同机制拓宽企业的决策视野(协同治理假说),也可能加剧业绩压力而诱发企业的短视行为(短视主义假说)。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20年的数据,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行权业绩考核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总体上支持了短视主义假说的观点;行权业绩考核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长期及非标准化交易类的金融资产上,且在融资约束程度低、金融生态环境差、市场套利空间大和盈余管理约束程度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证实了投机套利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强化是行权业绩考核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潜在机制。解构行权业绩考核条款的异质性检验显示,长期的考核期限、多元的考核指标、与利润脱钩的指标选择、弹性考核模式和相对业绩评价能够有效缓解行权业绩考核的金融化效应。进一步的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行权业绩考核的金融化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未来主业绩效、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行权业绩考核的微观视角揭示企业金融化背后的逻辑和诱因,为防范和化解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证据。

业绩型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企业ESG表现

企业ESG表现颇受投资者关注,提升企业ESG表现以提高竞争力也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方式,股权激励如何促使高管提升企业ESG表现?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条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这一关系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越难、行权等待期越长越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但行权有效期不影响企业ESG表现。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完善高管股权激励的契约结构,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

行权业绩考核与企业研发投资:“治理”还是“压力”?——来自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可通过利益协同机制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公司治理假说),也会因加剧业绩压力而诱发企业的短视行为(业绩压力假说)。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特殊的业绩考核制度,本文检验了行权业绩考核对上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及机制。结果发现:行权业绩考核降低了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资,总体上支持了"业绩压力假说";异质性检验显示,该抑制效应在行权时间限制较短、管理层平均年龄较小、企业前期业绩表现较差和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加明显,证实了业绩压力是行权业绩考核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内在机制。基于创新产出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虽然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但主要体现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利用式创新上,对发明专利这一探索式创新反而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拓展了行权业绩考核经济后果及企业研发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为高科技企业科学地设置业绩考核目标提供了参考。

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厘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其行权业绩考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目标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公司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公司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的。(2)非线性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非线性效应不明显,净利润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行权业绩考核目标的增大,高管行为存在着由协同动机向自利动机转化的倾向。(3)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降低国有股权能够增强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增加国有股权能够增强其激励效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述结论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为强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参考依据。

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与股价崩盘风险

中国证监会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在实施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统称高管)股权激励计划时设置行权业绩考核指标和对应条件。本文利用2006—2016年A股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计划的详细数据,考察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影响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并进一步探讨行权业绩考核目标完成难度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施的高管股权激励计划与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股权激励计划设置的行权业绩考核目标越难完成,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 SLS)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加双重差分(PSM+DID)控制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以上结果说明高管股权激励及其行权业绩考核激发了公司管理层隐匿利空消息的机会主义行为。

股权激励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影响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那么,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的股权激励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为此,选取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0—202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以及盈利企业中更为显著;股权激励的主要特征,即股权激励力度、范围、有效期,以及行权业绩考核压力,均可以正向提升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文章结论为鼓励企业有效开展股权激励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双重行权限制与企业风险承担

薪酬激励塑造了管理层的行为动机和决策方式,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我国股权激励的双重行权限制特征,考察行权时间约束和行权业绩考核对股权激励风险承担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具有风险承担效应,但仅存在于行权时间约束较长和业绩考核适中的样本中,时间约束过短和业绩考核严苛的激励计划反而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两类行权限制条款存在交互作用,行权时间约束不仅能强化业绩考核适中时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还能缓解业绩考核严苛时股权激励的风险规避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债务融资和研发投资水平的提升,并最终促进了企业价值的动态增长,但也主要存在于行权时间约束较长和业绩考核适中的样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