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行为责任审查标准的厘定——以婴幼儿乳制品质量侵权为例

婴幼儿是乳制品最大的消费群体。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关注婴幼儿乳制品安全从微观上来看,是对乳制品行业最基本的食品安全责任的监督与审视;从宏观上来看,中国下一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质量离不开社会各界对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支持与维护。婴幼儿乳制品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乳制品原料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对产品的制作条件与原材料、半成品的质量把控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制定科学合理的婴幼儿乳制品公司董事责任追责机制,具有事前震慑、事后精准追责的重要意义。

行政强制下的经营者垄断责任认定规则之改进——基于共同行为责任理论的思考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行政强制下的经营者垄断责任认定的理论基础——共同行为责任理论三、基于共同行为责任理论的现行规则评析:现状与问题四、行政强制下的经营者垄断责任认定规则的改进一、问题的提出《反垄断法》第44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以下简称“行政强制下的经营者垄断”)。

妥善定责,避免“一刀切”式签字罚

目前相关案件中,对挂名董监高的监管倾向于采取签字即担责处罚规则,但不乏被处理的挂名董监高不服。建议向查实挂名董监高在案件中的主观过错、行为责任的精准监管转变,力求勿枉勿纵,妥善定责权责一致、权责对等是上市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设计的法理基础,也是相关法理对相关主体从事法律行为的基本要求。我国上市公司挂名董监高现象普遍,挂名董监高无法保证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独立性,在问责越来越严厉的背景下,要为派出股东或其背后操纵主体的违规行为充当替罪羊,导致挂名董监高的权利与责任、收益与风险不对等。

安全行为特征的研究及其应用

为提高安全行为科学研究的针对性,增加安全行为控制措施的实效性,用对比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界定安全行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安全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安全行为的特征和规律。结果表明,安全行为包括事故倾向行为和非事故倾向行为,不包括本质安全行为,行为科学中的人为差错与安全行为科学中的事故倾向(不安全)行为有明显区别。安全行为具有辅助性、伴生性,安全行为动机具有复杂性,安全行为责任具有边界模糊性和事后追究性等特征。企业应根据安全行为的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激励非事故倾向行为,抑制事故倾向行为。

工程招标代理的资质管理与行为责任

对代理、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定义,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资质分级和等级标准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立招标代理专业人员从业档案的想法,拓展了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的服务内容,并对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进行了分析,这对加强招标代理机构的资质管理,规范招标代理行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行为责任归因与批评程度的关系

选取 171名进修教师和大学生被试探讨行为责任归因与批评程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 :(1)内在的可控的稳定的失败原因引起最高责任推断和最严重批评决定 ;内在的不可控的不稳定的原因与最低责任和批评程度相联系。 (2 )控制性维度和责任与批评程度的关系密切。 (3)从总体上说责任和批评程度的变化趋势相似。 (4 )教师特别是女教师对批评方法的使用更为慎重。

行为责任判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自1985年起,我们在系统研究汉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对国内少数民族儿童道德判断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儿童道德发展比较研究》(见《心理科学通讯》,1987年,第5期)报告了各族儿童在公正观、惩罚观和公有观发展方面的研究结果,本报告将对各族儿童对行为责任的道德判断发展研究结果进行总结。

污染场地修复的行为责任和状态责任

根据多个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污染场地修复私人责任主体包括污染者和污染场地权利人。行政机关基于及时且有效修复污染场地的目的,有权命令污染场地权利人承担修复责任,污染场地权利人担责后可以向污染者追偿。污染者是终局责任人,其基础是因果关系和与人的连接,属于行为责任,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场地权利人在时间上往往作为第一责任人,其基础是对场地的管领力和对物的连接,属于状态责任,体现场地控制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是首要的,场地控制者负担是补充性的,在适用污染者负担原则存在困难情况下,适用场地控制者负担原则。

环境侵权责任的行为责任性质之论证及其规范意义

侵权责任有结果责任与行为责任的二分,当前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秉持了结果责任的理念与逻辑。不同于民事侵权行为对于私权的直接侵害,环境侵权在致害机理上具有间接性、潜伏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等特性。环境侵权责任应当不再局限于结果责任理念展开制度设计,新型的环境侵权责任应当定性为行为责任,责任认定的核心应聚焦于行为本身而不再注重于行为的后果。理论转向的实践功能在于,通过制度完善使得环境标准成为认定环境侵权行为可谴责性的关键法律环节,还可以突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中的诸多瓶颈。

以物为中心——违法建筑行政处罚相对人认定新路径

当前违法建筑行政处罚将"违法建设行为人"作为行政处罚相对人。这一认定模式未能预见违法建筑"建设行为人"与"持有人"相分离的场合,因此造成制度失语和实践混乱。通过对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规范的解读、对一般处罚模式的病灶诊断发现,一种建立在"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两分基础上、以物为中心的行政处罚模式,以灵活、高效、符合妥当性原则等优势或可成为化解制度困境的新路径。

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理论的两个假定前提

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理论是我国有影响的一种举证责任理论。该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一是在实现结果责任之前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中,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冲突;二是所有这些行为都指向一个目标——结果责任。该理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假说。以普通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把诉讼的全过程(从起诉、立案、到提交证据、法庭辩论和判决)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这个极为重要的节点和理论工具。从起诉、提供证据到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这个时间范围内,本身构成一个密切联系的、自成体系的证据行为发生系统——提供证据行为。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理论的建立者忽略了此点,以为得出最后结果之前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由"行为责任"一词中的"行为"所抽象涵盖。在举证责任领域,举证行为包含提供证据和对证据加以说明以使证据具有说服力两个行为。提供证据行为对应提供证据的责任,原被告均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和责任,该责任可以在原被告双方之间转移。说服行为对应的说服责任是不可转移的,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它由原告负担,在特殊的民事诉讼中它由被告负担,它也是由法官或陪审团作出的对争议事实的认定与判断所形成的结果责任。

对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行为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行为责任作了一些分析。作者认为 ,在新形势下 ,在法人治理结构的企业中 ,只有单位负责人和会计人员的行为同时受到一定的约束 ,编制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才能得到真正地制止 ,会计信息的质量才能真正地提高 。

购买盗版行为责任的法律与伦理分析

购买盗版行为应承担何种责任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议。从法律理论和实践上来说,购买盗版行为不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此行为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此行为是一种非法且不道德行为,它违背社会主要伦理原则:公正原则与人道原则。购买盗版行为主体应承担道德责任,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自我良心的责备。

证明责任:徘徊在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之间——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明责任历经了从行为责任到结果责任的变迁。真伪不明被承认、民法典的制定及陪审制的确立是结果责任产生的原因。证明责任的性质受制于法庭组成、民法渊源形式以及诉讼模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别是当事人一元化和法官-当事人二元化"责任",英美说服责任具有浓厚的行为责任色彩,而大陆客观责任的本质是法官的裁判方法论。行为责任是证明责任的通常实践表现形态,其缘由有证明责任的实现机制、实践继受阶段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修辞三方面。近来诸非结果责任说在大陆法系兴起,它们对结果责任说有补充或反思意义,但还不足以代替之。我国并未真正确立结果责任,今后应当首重证明责任的裁判方法论内涵,同时也要重视行为责任。

略论宋代法官行为责任制

古代中国行政和司法不分,当然也就没有职业意义上的法官群体。但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纠纷的需要,履行审判职能的群体还是存在的。有宋一代,司法制度相对而言比较完善,审判人员的职能分工也比较明确,并对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和责任以及其个人职业道德的修养都有具体的要求。宋代相对完善的法官责任制,应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

支配企业经济优势地位滥用的行为责任──以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公平交易法》为核心

本文以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公平交易法》为核心，对支配企业优势地位滥用行为责任展开讨论，提出与支配企业分支机构具有同一性关系的子公司不能成为独立的竞争单位、反垄断法关于优势地位滥用的规定只能解决公平竞争秩序维持问题，母子公司间因经济优势地位滥用而发生的不利益行为在不影响第三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不能适用反垄断法关于优势地位滥用规定，母子公司间的利益均衡问题只能由公司法解决。

企业成员刑事归责机制的反思与重塑——一个系统论的视角

建立在机械还原论基础上的我国传统企业犯罪理论以“部分/整体”模式来理解企业成员与企业、企业成员犯罪与企业犯罪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思维模式会导致,对企业成员的刑事归责处于企业整体刑事归责框架下,进而出现司法判决中企业成员归责说理不足、责任认定不公平以及异于一般自然人归责的真正难题被隐藏等问题。为了应对上述困境,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对传统企业犯罪理论背后的机械还原论进行反思,并引入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根据系统理论,一方面,企业组织系统与个体的意识系统是不断自我再生产的两个独立系统。这决定了对企业成员的归责只能依据其作为自然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不应受企业归责所掣肘。另一方面,在运作过程中,两个系统之间相互激扰,会发生结构上的耦合。为此,对企业成员责任大小的裁量应考虑企业成员的行为自由在企业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

论行政处罚中的状态责任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只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未明确规定行政处罚中的状态责任。相关司法裁判对于状态责任的认定,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状态责任是基于相对人对具有违法状态的物的支配而产生的消除违法以及在未履行该义务时受处罚的责任。拘泥于行为责任的《行政处罚法》并不能成为状态责任的适当依据,涉及状态责任的义务移转更是需要基于法律规定。由于对状态责任的认定问题在规划建设领域比较集中,应在《城乡规划法》中增设状态责任条款,并对状态责任人合理确定具体的追责对象。

行为责任价值存在样式的几种演变

行为责任存在的演变经历了道德律、伦理性以及社会性等几种样式。道德律排斥了行为责任实践性的一面,将价值的产生归结于道德律,这意味着行为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性、自为性,行为责任价值的应然性取决于对道德律的服从。社会存在形式的去魅化,价值标准从终极型存在形式转化为实践中伦理应然性的存在。伦理的价值应然性要求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价值产生划归己有,重新回归行为主体实践价值之中,并通过主体自为性与行为主体之间理性价值关系得以确立。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标准行为责任价值存在的真正实现必然要通过行为主体将行为责任的应然性委托于社会,并最终以社会价值的形式加以表达,应然价值的行为责任存在形式得以超越,实现自我价值存在的延伸即行为责任社会价值的真正实现。

保险行政处罚案件直接责任人员问题研究——兼论《保险法》第173条的理解与适用

对保险违法案件实施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类,直接责任是其共同基础。直接责任的内涵应从性质、要件、程度等三方面进行理解。本文就直接责任人员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角度进行比较,并进行法理分析,重点提出直接负责的行为责任包括直接行为责任和管理监督责任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对保险违法案件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在行政处罚价值目标指引下,应当确立以"明显优势证明标准"为主体的证明标准,并在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