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观《行程录》真伪暨金熙宗朝征蒙史事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引王大观《行程录》一书记有金熙宗朝北征蒙古及议和的独家史料,受人瞩目,但关于此书之真伪则存有争议。自王国维以来皆将其断为伪作,然近年有研究者欲颠覆前人成说,证其为真。通过对《行程录》真伪及其所见金朝征蒙及议和史事的考察可知,王大观于金皇统年间曾随完颜宗弼北征,遂将其亲身见闻及先前金蒙交战之事记录下来,撰成《行程录》一书,应当是真实可信的,但流传于南宋的《行程录》并非此书原貌,而已掺杂了某些来自伪书的不可靠内容,从而使其显露出一些作伪的痕迹。由此可见,《行程录》一书的情况并不是非真即伪那么简单,需要我们对其史料记载进行仔细地辨析和剥离,才有可能看清其真假虚实。

再论《征蒙记》与《行程录》的真伪问题——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补正

王国维《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一文曾指《征蒙记》、《行程录》两书为宋入伪作,但是在金熙宗朝大规模金蒙战争已被证实的前提下,王氏旧有论断显得证据薄弱,不免启人疑窦.从题名作者身份、记事笔法、内容体例等方面入手,知《征蒙记》对于所题作者家世的记载明显有误且文不对题,而《行程录》文字亦不合于所题作者之金臣身份.藉此可对王国维旧有论证进行申说补正,即金熙宗朝金蒙大战虽然为真,但《征蒙记》、《行程录》两书确系伪书;然则关于作伪者,应是出自书坊商贾而非国论高士.

从《奉使辽金行程录》看辽代的聚落

从《奉使辽金行程录》看,宋人使辽途中所记载的聚落按功能可分为四种:衔接型聚落;投下军州;为守护驿馆而设的居民点;为看护佛寺而设的聚落。关于州城及其附近的聚落规模很小,可能到了辽后期才在州城附近聚集起众多的人口。至于这些聚落的生活面貌,在村落中有集市等交易场所,并且形成了汉、契丹、奚人等民族杂处一起从事生产的场面。

简析宋代出使行程录

宋代出使行程录,作为朝廷官样文章、使臣履职行为,以其模式的规定性、内容的详实性、载录的全程性,记录使臣出使经历及出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等,特点鲜明、作用重要。存留史料的这种特殊性对于我们研究宋代使臣交聘以及宋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至关重要。

从《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看金代饮食习俗

建国初期的女真人在饮食上具有其独特的风格特点,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早期的女真人主要依靠渔猎以及简单的农业耕作。随着女真社会的不断发展,女真人在饮食习俗上逐渐发生改变。北宋许亢宗所作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多处记载了金代的饮食习俗。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金代饮食习俗及其变化特征。

从《奉使辽金行程录》看辽代饮食用具

澶渊之盟以来,宋辽交往频繁,常派使者来往。这些使辽的使者,在出使期间都要将出使应对酬答情况、沿途经过路线及所见所闻,笔录成书,上奏朝廷,称“行程录”“奉使录”“使北记”“语录”等。在这些“行程录”中记载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契丹风味饮食,而盛装它们的用具也十分丰富多彩。

由宋使行程录初探辽代风俗

出使行程录是宋代使臣出使归来后,要向朝廷上呈的一份奏文。《使契丹图抄》又名《熙宁使虏图抄》,它是沈括在使辽谈判沿途过程中的考察记录。出使行程录记载了出使途经地点、沿途路线、地形、里程、出使国家的典章制度、乡风民俗和双方就具体问题的交涉过程等。这些行程录可以作为研究辽代风俗的重要素材。文章从《熙宁使虏图抄》等宋使行程录出发,进一步了解契丹人生产生活和衣食住行的风俗。

中华资源库藏抄本《漠北行程录》异体字研究

中华资源库藏抄本《漠北行程录》异体字类型特殊,特点鲜明,成因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半岛李朝时期抄本汉文文献的异体字情况。其表现为异体字划分出因古字回归造成的异体字和因对称结构合并或分裂造成的异体字这两种特殊类型,具有笔画和结构变化现象突出、字形无标准和部件的使用具有通用性这三个鲜明特点,以及涉及语言文字、历史经济和文化思想三大层面的成因。

40年来学界对宋人出使辽金《行程录》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贾敬颜、赵永春等为代表的史学研究工作者,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对宋人出使辽金《行程录》作了详细疏证。关于《行程录》的文献价值及依据《行程录》而进行的历史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辽金史的研究。

个体记忆:《北行日录》与《揽辔录》淮燕行程的别样书写

南宋乾道年间,楼钥与范成大先后出使金国。在金国境内,二人从淮河至燕山城的行程大致相同,其日记体行程录《北行日录》和《揽辔录》的书写却呈现出别样姿态。由于出使时间不同,楼、范途中所录时节风物和时事见闻自有客观差异;而出使任务的轻重、在使团中地位的高低以及人生阅历的深浅更决定了书写的主观差异。楼钥赴金贺正旦属于常规礼仪性出使,途中所受礼遇颇优,心态相对轻松,故书写赡详;范成大使金乃特派泛使,肩负祈请归还宋室陵寝以及更定受书礼的艰巨任务,有生命之虞,故书写促迫。楼钥为使团中级别较低的书状官,行动略自由,淮燕行程中可寻机访谈遗民,故语言书写居多;而范成大为正使,行动受严格监视,鲜能深入民间,但可接触金国军政高层,故偏重官制、历法、路制以及文武百官履历的记录。楼钥使金之际刚过而立之年,尚未入仕,而年逾不惑的范成大已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淮燕行程中,前者观察多停留于事物表层,文笔尚显稚嫩;后者思虑恂达,观察深入腠理,文笔更胜一筹。《北行日录》和《揽辔录》承载着楼、范二人以生命体验为基础的个体记忆,保存了别样的历史镜像,珠联璧合,弥足珍贵。

再论《行程录》的真伪问题

王国维于1927年完成的《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一文是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作品。然而该文提出的"金熙宗时期蒙金之间无大战事"及"《行程录》《征蒙记》其书其事皆伪"两个结论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行程录》及《征蒙记》二书绝不可等同而论。将《行程录》佚文与相关金朝史料、域外文献进行比对后,发现它们所记载的许多关键信息均可相互印证。据此可以断定,《行程录》绝不是一部伪书,它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宋人黄裳《墬理图》碑所绘金“御寨新京”考

学界称宋朝《墬理图》碑为《地理图》碑,碑刻绘制的宋朝政区地理信息极为重要,其中涉及辽金的地理信息也弥足珍贵。《地理图》碑右上角(东北)绘出的“御寨新京”近来辽河,而黄龙府到御寨不足四百里,到新上京是五百六十五里,故“御寨”与“新京”合称有误。“御寨”是阿骨打称帝建国的地方,“新京”是天会年间(1123—1135)建都的地方。阿骨打在御寨称帝建国,“大金”国号与环绕新京的按出虎水无关。

对宋人中国观的再考察

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学界对于宋人中国观的论断存有诸多歧见。从《宋史》中"中国"一词出现的频次和内涵可知,"宋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古人观念中的"中央之国",是一种介于"中央之国"和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观念。这一认知虽较传统中国观念发生了一定转变,却是在承继传统中国观的基础进行的有限调整,并非根本性变革。行程录中的相关记载亦可辅证此一观点。宋人此种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观念虽彰显了一定的现代属性,但真正支配时人观念的依旧是传统的认知。是以,研究宋人的中国观念,既应当加强多元史料的互证,同时亦须立足于中国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加强中西互鉴,如此,方有望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

蒙古部祖元皇帝与太祖元明皇帝考

12世纪出现了蒙古部首领祖元皇帝与太祖元明皇帝,祖元皇帝即合不勒汗,“元明”即屯必乃汗之名,是古代突厥语tun(元)bilga(明)转入蒙古语中后的讹化音。蒙古部改元“天兴”,是指他们在蒙古部内部称汗,或为宣称脱离辽朝和金朝统治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绝非汉语语境下的“改元”。天兴即蒙元皇帝圣旨套语mongke tngri-yin kücün-dür, yeke suu J ali-yin ibegen-dür(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简略译法。为区别于12世纪前中期的“蒙古国”(Mongγol Ulus),成吉思汗名其创建的国家为“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