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行记文献的研究范围、认识意义与文学价值

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是丝绸之路西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珍贵资料,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部分组成。其中,出土文献以简牍、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行资料为主,传世文献则以西行记为主。丝绸之路行记文献涉及西北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角度反映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自然和社会风貌,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地方性知识和图景的书写与记忆,拓展了作家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情境,丰富了文学表现的手法,完善并确立了行记文体的写作范式,重绘了中国文学地图,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文学价值。

地方性叙事的现实观照与审美镜像——欧阳黔森长篇纪实文学《黔村行记》创作研究

2024年3月欧阳黔森《黔村行记》出版,这是继《江山如此多娇》《莫道君行早》发行之后,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叙事智慧。《黔村行记》从地方性叙事的审美维度切入贵州时空地理,以饱满的乡土情怀展示其山乡巨变,尤其是通过行走访谈的田野调查方式,紧紧围绕贵州“交通”“乡村”“民众”等关键词,深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以及由此带来整个贵州乡村民众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根本性转变。《黔村行记》紧跟新时代,观照乡村社会现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容地书写了贵州大地充满艺术活力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状态,以此彰显贵州新时代乡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审美镜像。

视窗里的中国图像——约翰·巴罗《中国行记》与科学图谱

近代欧洲人通过海上航线到达中国。他们以新奇的目光记录了沿途观察所见,绘制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写实景观。来华使团借用科学方法描绘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百态,反映出繁荣的中外交流和贸易往来。约翰·巴罗的《中国行记》以特殊的视角和精美图绘表现了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他们所做的考察已经成为初识中国的科学式研究。

元素与时空的文学史书写——南宋三峡行记文学探赜(下)

行记作为叙事文学,其叙事结构与内容有别于传统的抒情文学,从元素与时空两个层面切入,呈现向“诗文重情”转变的动态图景。历史叙事源于行记创作的史学传统,历史的贯通使得南宋三峡行记塑造出一个集体构建的情感与经验交流的复合体;地理空间叙事则是将自然地理与人文景致贯通,将地理意义转向文人化和人文化,增强文化标识能力,提升人文价值,随着行记的创作将整体的文化基点进行连接,从而创造出立体的三峡文化地图,更好地塑造和提升三峡地区的文化内涵。

唐人行记三类叙论

运用文史考据方法,展开行记的文献学研究。按照作品所涉地域与内容侧重点,将其分为外国传志类行记、交聘类行记和行役类行记三大类型,并依次考述每一类型的流别与著述内容、文献存佚。

古代行记的文体演化考辨

行记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类,其基本职能专述古人出行的经历、见闻、感受。其表层结构和内在精神都可从史书那里找到发展线索。从大的方面来讲,行记的产生受到了先秦史官文化的影响,在国家的职官系统中有具体的一些职事官来记录“远行”。从更加具体的层面来看,先秦的一些典籍,如《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都与记录远行有关,诸作在记述风格、记述方式,对行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体例、特征而言,古行记的体裁源于上古史书中的纪传体和编年体,脱胎于史部传记,保留了史书以记事为职的这一特点,专注于远行之事,铺叙游历见闻,是一种主于纪行的“行传”。部分行记还被放在史部地理类,这又昭示它在内容上偏向于地理行游。唐宋时期行记体式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文体。

元朝时期也里可温的信仰实践简述——以《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为中心

文章以《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为中心,同时参考其它史料,对元朝时期也里可温的宗教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面叙述。元朝时期也里可温推崇禁欲主义与隐修,流行圣徒、圣像与圣物崇拜,守斋、蓄须剃发、向东礼拜,但也存在一些信徒不持守戒律的现象,如贪财、重婚、自杀等。这与他们缺乏神学培训是有关的,也与所处环境影响相关。

论唐朝外交活动中的云南行记

唐朝出使云南行记产生于外交活动中,是一组能深入反映唐代云南社会实况的文献。它们为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和社会大众的知识追求而被撰写,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其内容主要由记录行程和采录见闻两大要素构成,以求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奉使过往。在流传过程中,唐朝使云南行记被大批史地类书籍作为参考和引证的资料,体现出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说,这组作品不仅是朝廷周知天下的一批政治文件,还是反映唐代云南的一宗社会史料。

元素与时空的文学史书写——南宋三峡行记文学探赜(上)

现代现象学的元素论关注元素组成的境域之间的强弱影响关系。南宋三峡行记中,土、水元素是最基本和最强烈的境域,塑造出浓厚的民族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不同于中原地区哲学化的虚景天元素思考,三峡行记中的天元素成为附属陪衬,通过实景展现生态,气元素则进一步丰富了行记创作的内容和审美体验。

夜行记

第一夜冬天的夜晚,刮着秋天的风,我就像神经过敏的松鼠,战战兢兢,独自面对黑暗的恐怖力量。虽然有千万个理由可以回去,但我已经出来了,厚重的防盗门把温暖与我隔开,倔强的心绪又突然涌了上来,哽在喉咙,我不愿承认自己的软弱,也不愿接受现实的残忍,光明或许很诱人,但总有一天要面对黑暗。

晚清与民国时期国人行记中的喀什形象

晚清到民国时期,各类人士陆续从中国内陆地区前往新疆开展考察活动,并以行记的形式记录下沿途经历,而新疆喀什由于其在新疆甚至整个中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必经之地。晚清与民国时期的行记中的喀什形象呈现出一个发展过程,喀什形象逐渐不再作为他者被审视,而是作为多民族文化的代表,打破了一直以来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误读,填补了内陆与边疆之间的认识鸿沟。这不仅是对国土意识的强化,同时也促进了中华多民族团结发展。

古西行记源出汉代西域诸书说

古西行记即记述古人西域南海游历见闻之书,其体起源于汉代使臣撰写的六种出使西域记。这些书,主载西域地理风土,内容宽泛,结构松散,处在行记、地志、外国传的边缘,文体未纯,以往常视为汉代西域方志。但从散文史的角度看,其中也含有行记的著述要素,具有旅行记的雏形,可以认定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批西域南海纪行之书。很有必要将其纳入文体学的视野,做行记文体的探源,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现实的必需。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敦煌写本P.3973《往五台山行记》残卷研究

本文通过敦煌写本P .3973《往五台山行记》残卷的研究 ,探讨了该文书与《诸山圣迹志》的关系 ,以及该文书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敦煌与五台山之间的北方交通路线 ,敦煌僧侣巡礼五台山及其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等。笔者由此认为敦煌与五台山关系密切 ,五台山佛教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具有重大影响。

六朝佛教行记文献十种叙录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汉地僧侣前往佛国求经巡礼者不乏其人,行记类文献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释法显《佛国记》、竺法维《佛国记》、释智猛《游行外国传》、昙无竭《外国传》、释法盛《历国传》、释昙景《外国传》以及记载慧生等人西行求法的《慧生行传》《宋云家记》《道荣传》等著作十种,都曾先后别行于世,其学术价值不菲。除释法显《佛国记》保存较为完整,《慧生行传》幸赖《洛阳伽蓝记》卷五之节录、拼补而存其崖略,其它佛教行记大多亡佚不存。兹对六朝佛教行记文献进行叙录,给予后学以西域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之用。

俄藏敦煌写本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残卷考释

俄藏敦煌文献中有一件编号为Дx00234《圣地游记述》文书,由于残缺过甚,学术界还没有进行过必要的研究。本文根据文书中所用计程单位由延、所记佛行菩萨道处、佛足迹石等圣迹所提供的微弱信息,对文书的年代、记载区域进行了考释,基本确定Дx00234《圣地游记述》就是失传的王玄策撰写的《中天竺国行记》的残卷。

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及文学意义

魏晋以来,汉地僧侣多西行佛国求经巡礼,僧人行记应运而生。支僧载《外国事》等著作十种即先后别行于世。魏晋南北朝僧人行记之文学表征,主要体现在写景之简练传神、状物之精致细腻、叙人之真切传情、记事之神秘有验等4个方面,藉此昭示了作为文学文本的内涵、价值以及张力。其文学意义则集中表现为:彰显叙事文学成就并拓展了传统传记空间,丰富山水游记创作并开阔了眼界和视野,作为民族文学文本而呈现出了某种价值功能,对后来僧人行记和相关叙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朝佛教行记文学的时代趋向

唐朝汉地僧侣前往佛国的求经巡礼活动方兴未艾,现存佛教行记及其相关文献先后有玄奘等《大唐西域记》,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常愍《历游天竺记》逸文,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西方记》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节本,圆照《悟空入竺记》节本。唐朝佛教行记一方面吸收前赋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凭借其文献形态之弥繁、写作意图之迎合、生活广度之拓展、文学手段之更新等进行综合演绎,藉此表现出了某种时代趋向和功能强化,并且昭示了较为显著的文学意义。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论中国古行记的基本特征

行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叙事性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独特。既具有叙事作品的叙事要素,又借鉴了编年体史传的著述体例与笔记的记事方式,依日期记事或按条目内容记事,形成日记体和笔记体两种基本体式,在写法上自成一体。从文体性质看,它属于行传,即在记述行程的同时兼写人物,具传记性质。内容则专述外国、四夷和国内行役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行记在记述方土风物的基本框架中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兼记百科,知识性较强,同时综合运用描写、议论、抒情等表现手法,有较强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