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踪轨迹的刑法保护:法益、标准与数量认定

目前的司法实务对侵犯行踪轨迹行为的入罪认定存在着内涵模糊与外延不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论证行踪轨迹的法益归属且缺乏判断标准。基于对公民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刑法应当规制侵犯公民行踪轨迹的行为,且实质化地理解知情同意原则这一出罪理由。行踪轨迹的认定应以“可识别性”的实时动态位置信息为核心特征。行踪轨迹的数量计算,宜先用概括定量法划分需要讨论行踪轨迹数量的个案范围,再兼采时间认定法、人数认定法具体认定行踪轨迹数量,同时考量行为人获取行踪轨迹的主观目的和动机。

行踪轨迹信息的法律属性考察与规则适用

行踪轨迹信息作为特定场景下高敏感度和易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应当明确其适用规则以平衡行踪轨迹信息的尊严性和资源性之间的价值。法律概念的恰当界定将用语之争引上事实之辩,是进一步探讨规则适用的根基。正面从时间关联、物理空间、直接识别性核心要素入手,结合反面排除技术要素,明确行踪轨迹信息的保护边界。敏感个人信息和私密信息的分殊决定了行踪轨迹信息规则适用的前提是敏感性和私密性的检验,而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的立法逻辑难免会产生法律适用冲突。当行踪轨迹信息兼具敏感性和私密性时,应当依据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是否存有结构对称关系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以实现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融合贯通。

行踪轨迹:身体在数字环境中的具身

在数字传播中,由于技术的去蔽,个人行踪轨迹正在代替身体本尊“在场”,促使互联网成为身体行踪轨迹的“元档案”。行踪轨迹所形成的个人数据呈现出所有者与处理者相分离的现象,处于一种被收集、被储存、被传输、被控制、被访问、被处理的状态,以私人空间为主的身体日常轨迹演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资源和数据资源。传播的偏向再次显灵,身体的多重性被技术去蔽,呈现出身体面向的多样化。“在场”的价值不再是身体功能的实现或“操劳”,也不仅是“情景”或场所的呈现,而是人的主体性,是对存在者“存在”的把握。人的需求和元动力成为身体“在场”的最后依据和理由。技术把身体的“在场”延伸为行踪轨迹的“在场”,由此带来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数据化和物化。不仅大众传播时代存在对身体“在场”的忽视和疑问,就是在数字传播时代,生物技术和传播技术也再次掀起疑问:身体是否有必要“在场”?技术能否取代身体?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行踪轨迹被另一部分人所“集置”;二是人的行踪轨迹乃至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象,行踪轨迹的数据化与物化暗藏着这一发展趋势与危险。

基于行踪标识量的跨监控探头轨迹预测方法

解决了跨监控探头轨迹预测任务,即目标将出现在哪个监控探头、何时出现以及出现在视图中何处的问题。由于已有的研究集中于单监控探头或是目标跟踪,导致成果在本问题的预测性研究中受限。首先根据问题任务构建了行踪标识量,之后提出了AMVS+模型,继而在跨监控探头轨迹预测数据集AMVTP上进行实验验证,在精确度等方面取得了明显优于基线的结果。因此表明:使用行踪标识量的预测模型可以有效解决问题,满足了跨监控探头轨迹预测的问题需求。

论数字经济时代个人行踪信息的法律保护

个人行踪信息事关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且兼具财产和公共双重价值,如何有效保护以促进其上承载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对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合理界定个人行踪信息是为其提供法律保护的必要前提,但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关于行踪信息内涵的明确规定。通过对既有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发现,此类信息具有“技术性”“可识别性”“现实活动性”特征,应当被界定为“基于定位服务确定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并反映其线下活动情况的信息”。当前,位置服务的技术特性加剧了个人行踪信息处理中同意的虚化,个人行踪信息的强公共属性导致其基于公共利益的处理愈发缺乏边界,行踪信息保护的事前预防机制失灵。在相关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途径对于行踪信息保护的作用有限,致使信息主体难以获得有效救济。结合域外经验,需要进一步优化事前预防机制,充分发挥事后救济机制的作用,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信息处理行为的事中控制,三者结合共同实现对行踪信息的全过程保护。具体路径上,应当完善行踪信息处理中同意规则的适用,结合“合理目的”和“必要性”界定行踪信息的合理使用情形,推动民事公益诉讼在个人行踪信息保护中的适用。

个人行踪信息民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行踪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我国法律并无对其内涵的明确界定,数字经济时代,行踪信息的价值得以凸显,行踪信息兼具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双重属性。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实时动态性和强法益关联性的独特性。目前行踪信息的保护面临知情同意原则被虚化、最小比例原则被逾越、数字经济驱动及公共安全优先冲突以及行踪信息范围认定之难的现实困境。对此应当合理界定行踪信息,肯定行踪信息的法律地位;优化知情同意原则,强化最小必要原则;根据个人行踪信息的类型和敏感度对其进行分类分级保护,以实现数字时代个人行踪信息的保护和利用的利益平衡。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的合法性研究--基于欧洲人权法院“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分析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是指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列入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根据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方式提供行踪信息。由于"行踪规则"涉及到运动员隐私,所以该规则是与运动员人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项规则,也是反兴奋剂领域一直受到广泛争议的规则。欧洲人权法院裁决的"FNASS等诉法国案"是关于"行踪规则"是否违反相关人权法的重要案件,也是近年来体育领域反兴奋剂中涉及运动员权利的重要案件。该案由欧洲人权法院裁决,更是体现了裁决的权威性,也是为"行踪规则"的合法性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答案。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判决确认了"行踪规则"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合法性,对于整个世界反兴奋剂体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首先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案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就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裁决进行了评析,并就该案对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后,对"FNASS等诉法国案"给中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网络消费者行踪轨迹信息交换的规制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凭借技术优势及大数据等资源,获得建构和限制行踪轨迹信息交换条件的“权力”,造成网络消费者难以通过“个人控制”获得公平交换的困境。为了避免个人因对剥削和风险的模糊恐惧而拒绝披露其行踪轨迹,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选择通过自律承诺的方式,增强个人对其信息处理的控制感及信任感;而为了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违背承诺的风险,逐渐产生了由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充当“控制代理”的规制模式,实现了对困境的突破。未来规制路径优化的方向在于通过增强“分配正义”与“程序正义”保障公平交换的实现,并激励更广泛的第三方参与“控制代理”的监管互动与合作。

“电子行踪”分析法在大学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分析和总结"电子行踪"分析法在大学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充分结合启发式教学法,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各章节的重要知识点,从而培养学生养成关注化学反应的电子流动本质的思维习惯。

公开场所行踪隐私保护之马赛克理论评述

数字网络之高科技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利用技术手段获得他人公开场所的行踪信息越来越容易。而行踪信息的收集或泄露将危及权利人的人身安全、经济利益和核心隐私(敏感信息)。因此,美国学界引入"马赛克理论"以保护人们行踪信息,即公民对关涉其个人的公开信息片段的组合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在对该理论进行评述后,提出以下立法建议,一是非政府执法人员非法采用跟踪技术收集他人公开场所的行踪信息,从而揭示他人核心隐私或敏感信息的,被侵犯的公民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其行踪隐私。因此给权利人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给予刑事处罚。二是侦查机关采用跟踪技术收集嫌犯在公开场所的行踪信息时,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先申请搜查令,再跟踪。相反,如果在没有申请搜查令的情形下,侦查人员采取跟踪技术获取嫌犯公开场所的行踪信息,在聚合、分析后,如果可以推测出嫌犯核心隐私或敏感信息,将适用"马赛克理论",侦查机关因此获取的证据就会因为侵犯嫌犯的隐私而被依法排除。

石涛客居扬州时期行踪和交游考(清康熙二十六年初至二十八年底)

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年初至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年)年底,石涛客居扬州。期间与常涵千、卓尔堪、王谓升、奇翁先生、闵宾连、次翁、释行吉、飞涛先生、用贤、杜乘、五翁先生、後与偕、子谋、眉倩道翁、金亦陶等有交往,并有赴秘园大集、客天延阁作画题诗记一日清课及第二次接驾等活动。《细雨虬松图》轴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代表作。

石涛广西境内行踪考

石涛五岁时,其父靖江王朱亨嘉在桂林称监国被害,其家被满门抄斩,石涛得太监亮救出,由此在广西全州报恩光孝寺(湘山寺)入了佛门。后来为避兵祸在广西梧州冰井寺(水井寺)客居两年多。14岁在湘山寺学画兰花。16岁在湘山寺妙明塔下飞来石上留下《石刻兰花》手迹。16岁零1个月和师兄喝涛沿湘江东下云游访道,再不复返。

白玉蟾早年及嘉定、宝庆年间行踪考

白玉蟾在拜陈楠为师前,曾隐姓埋名,云游四方,到过龙虎山、两浙、西蜀等地。其青少年时代离开海南的原因很可能是"得罪亡命",而白玉蟾拜陈楠为师的时间是在癸丑年(1193年)中秋前后。从绍熙四年(1193年)到嘉定六年(1213年),白玉蟾一直都在通过某些方式跟随陈楠修道,并成为南宗五祖。而在此期间,他先后在广东罗浮山、福建武夷山等地呆过。白玉蟾在嘉定、宝庆年间的活动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1.隐居武夷及漫游江西铅山、福建、浙江、吴中一带时期,时间是从嘉定八年(1215年)九月到嘉定十年(1217年);2.三过洪州西山、游历两湖、浙东时期,时间上是从嘉定十一年(1218年)到嘉定十七年(1224年);3.再游浙东及来往于福建、广东时期,时间是从宝庆元年(1225年)到宝庆三年(1227年)。

顾况浙东行踪考略

唐人史料载顾况于韩氵晃手下任判官之职,但其情况不详;顾况生平奇事是“求知新亭监”,其事与“判官”当有联系。就顾况所传诗文及唐朝历史典籍来看,顾况在韩滉手下任职主要是做“盐监”;任职之地方主要是在温州和台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是浙东中心,顾况在温台任职与往来均尝经留于此。

石涛居长干寺一枝阁时期行踪及艺术活动考(清康熙十九年闰八月至二十六年年初)

石涛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闰八月初住进长干寺一枝阁,而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年初乘船离开金陵至扬州。居一枝阁时期,石涛以金陵为中心,进行书画创作和交游活动,与梅清、田林、屈大均、吴震伯、戴本孝等有交往,并有短暂的宣城之行。

钱谦益清初行踪考

钱谦益降清后,短暂仕清,托病辞职返乡,先后两次被捕,原因不很明朗,主要是清政府对贰臣不信任,兼有各类人物在证据不确的情况下告发,仓促成狱。虽然,钱谦益能够逐一化解,财尽案结,思想难免波动;他坚定了立言于世的决心,勤于著述,力求将功补过。

朱熹和李侗在南平九峰山的行踪考辨

地方文献记载的错乱与误传,让朱熹、李侗与南平九峰山之间的关系或行踪往来,被时不时地张冠李戴、漏洞百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认知与传承。借助相对可靠和权威性的典籍为蓝本,可以帮助我们对朱熹和李侗在该地的行踪进行基本的判断和考辨。

从女娲文化史迹分布探寻女娲行踪

女娲作为始祖文化,在各地多有纪念性遗存,关于传说其出生地、陵墓,以及后世民间纪念祖庙的历史地理记录,分布地域辽阔。比较有名的一是甘肃天水的"女娲故里";二是始建于北位于河北涉县的"娲皇宫";三是山西晋城泽州浮山新发现的"娲皇窟";四是湖北竹山宝丰镇"女娲山";五是陕西平利"女娲庙"等。另又从各地出土文物中。

论兴奋剂“行踪”规则与运动员隐私权的冲突

兴奋剂问题一直是困扰体育运动的一大难题,而反兴奋剂斗争同样也一直在持续。反兴奋剂组织不断采取措施加大对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力度,除比赛环节的兴奋剂例行检测外,不事先通知的药物测试规则是打击运动员赛外服用兴奋剂的有效措施。根据规定,运动员必须随时提供准确行踪信息。但是,该"行踪"规则与隐私权出现了冲突。对"行踪"规则与隐私权的冲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寻求解决两者冲突的途径。

李贽北京行踪与思想考

李贽多次到北京,并在礼部任职,留下了不少诗文,后定居通州,完成了代表作《九正易因》一书。随后,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于北京镇抚司。考察李贽北京的行踪与思想,对于认识这位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英勇斗士,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