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的数字化变革与风险控制

在数字时代,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发生变革,取证对象从点状的位置信息发展为聚合的敏感行踪轨迹数据,收集手段从行踪监控发展为任意性调取、查询行踪轨迹数据,分析方式从人工筛选发展为大数据分析。这引发了不当获取涉案人员个人敏感信息风险、收集使用行踪轨迹数据的安全风险、活动轨迹侦查权力扩张风险。鉴于此,涉案人员活动轨迹侦查应当从个人信息导入、数据安全控制机制建构、任意型与强制型的二元法律属性划分及相应程序规范构建等方面加强风险控制。

行踪轨迹侦查的数字化面向、问题及治理

当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犯罪治理活动,行踪轨迹信息自身及收集方式便发生嬗变。一方面,行踪轨迹信息以数据为主要存储形式,范围种类丰富,部分承载着隐私权、财产权、数据权益。另一方面,向网络信息业者调取、在数据库查询、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收集行踪轨迹数据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化且效益显著的行踪轨迹信息收集方式。但行踪轨迹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未加以严格程序规范的收集会引致法律规范的越位、失位与缺位。对此,应当以基本权利干预程度为标准进行体系建构,将行踪轨迹信息收集措施分为任意型、强制型与监控型三类,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在适用目的、启动条件、审批程序方面构建程序规范。

论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的重构

羁押替代性措施的制度设计应当兼顾诉讼保障、人权保障以及诉讼效益功能。在我国现有的羁押替代性措施中,取保候审适用行政决定色彩明显,制度设计缺乏权利属性;保证人范围过窄;执行机关监督考察手段单一,取保期间"脱保"现象时有发生,诉讼保障功能有待提高;住所型监视居住监视手段不明确;指定居所型监视居住的制度设计严重与其法律定位相悖。重构我国羁押替代性措施应当在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的理念指导下,加强取保候审制度的权利型改造,扩展保证人范围,完善执行程序中的监督考察手段;增设羁押替代性措施的种类"监控行踪";规范监视居住的监视方法,统一指定居所设置。

原声

“经验告诉我,购买昂贵的手机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新动机,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澳大利亚法官戴维·罗宾认为.由于大量新型手机价格不菲,他担心有些青少年为了购买新手机而去犯罪,他更不希望这种犯罪情况成为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