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踪轨迹侦查的治理模式转型与制度建构

行踪轨迹侦查充分发掘了行踪轨迹信息的办案价值,但仍然存在制度优化的空间。对此,存在混合型治理模式与层级型治理模式两种方案。前者以齐平统一、不加区分的方式治理行踪轨迹侦查,在治理阶段、治理程序和权利保障上呈现出概括性与依附性;而后者以层阶差异、比例区分的方式治理行踪轨迹侦查,正视信息收集与信息分析的阶段性差异,强调程序性质、启动、审批与保障的层次性,并以量化隐私权和比例原则为理论根据,对公民权利进行层级化保护。我国的相关规范呈现出混合型治理的特征,应向层级型治理的模式转型。在治理阶段方面,创设“数据分析”侦查措施,将规范调整的领域由单一的收集取证行为转为数据分析、挖掘等行为;在治理程序方面,建立数据分级调取机制,改造技术侦查的监控规范;在权利保障方面,需要在侦查程序中引入个人信息权及其具体权利。

网络消费者行踪轨迹信息交换的规制困境及路径优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凭借技术优势及大数据等资源,获得建构和限制行踪轨迹信息交换条件的“权力”,造成网络消费者难以通过“个人控制”获得公平交换的困境。为了避免个人因对剥削和风险的模糊恐惧而拒绝披露其行踪轨迹,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选择通过自律承诺的方式,增强个人对其信息处理的控制感及信任感;而为了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违背承诺的风险,逐渐产生了由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充当“控制代理”的规制模式,实现了对困境的突破。未来规制路径优化的方向在于通过增强“分配正义”与“程序正义”保障公平交换的实现,并激励更广泛的第三方参与“控制代理”的监管互动与合作。

行踪轨迹的刑法保护:法益、标准与数量认定

目前的司法实务对侵犯行踪轨迹行为的入罪认定存在着内涵模糊与外延不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论证行踪轨迹的法益归属且缺乏判断标准。基于对公民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刑法应当规制侵犯公民行踪轨迹的行为,且实质化地理解知情同意原则这一出罪理由。行踪轨迹的认定应以“可识别性”的实时动态位置信息为核心特征。行踪轨迹的数量计算,宜先用概括定量法划分需要讨论行踪轨迹数量的个案范围,再兼采时间认定法、人数认定法具体认定行踪轨迹数量,同时考量行为人获取行踪轨迹的主观目的和动机。

我国行踪轨迹信息保护范围认定困境与出路

行踪轨迹信息是十分重要的敏感个人信息,科学界定其范围能为其司法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考察我国现行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未界定“行踪轨迹信息”,《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汽车采集数据处理安全指南》虽分别对“行踪轨迹”“位置轨迹”进行界定,但适用范围和对象受限,使得司法机关在行踪轨迹信息保护范围认定、义务主体进行合规时面临困境。考察欧盟、英国、美国和韩国立法例发现,“定义+列举+排除”的界定方式,以及“时间”“物理位置”“技术手段”“直接识别”四要素对我国界定行踪轨迹信息具有可鉴性。建议我国尽快出台有关“行踪轨迹信息”的司法解释,以“四要素”为核心界定行踪轨迹信息,以技术手段为分类依据进行列举,排除需结合其他信息才能识别个人位置的信息。

行踪轨迹:身体在数字环境中的具身

在数字传播中,由于技术的去蔽,个人行踪轨迹正在代替身体本尊“在场”,促使互联网成为身体行踪轨迹的“元档案”。行踪轨迹所形成的个人数据呈现出所有者与处理者相分离的现象,处于一种被收集、被储存、被传输、被控制、被访问、被处理的状态,以私人空间为主的身体日常轨迹演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资源和数据资源。传播的偏向再次显灵,身体的多重性被技术去蔽,呈现出身体面向的多样化。“在场”的价值不再是身体功能的实现或“操劳”,也不仅是“情景”或场所的呈现,而是人的主体性,是对存在者“存在”的把握。人的需求和元动力成为身体“在场”的最后依据和理由。技术把身体的“在场”延伸为行踪轨迹的“在场”,由此带来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数据化和物化。不仅大众传播时代存在对身体“在场”的忽视和疑问,就是在数字传播时代,生物技术和传播技术也再次掀起疑问:身体是否有必要“在场”?技术能否取代身体?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行踪轨迹被另一部分人所“集置”;二是人的行踪轨迹乃至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象,行踪轨迹的数据化与物化暗藏着这一发展趋势与危险。

行踪轨迹信息的法律属性考察与规则适用

行踪轨迹信息作为特定场景下高敏感度和易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应当明确其适用规则以平衡行踪轨迹信息的尊严性和资源性之间的价值。法律概念的恰当界定将用语之争引上事实之辩,是进一步探讨规则适用的根基。正面从时间关联、物理空间、直接识别性核心要素入手,结合反面排除技术要素,明确行踪轨迹信息的保护边界。敏感个人信息和私密信息的分殊决定了行踪轨迹信息规则适用的前提是敏感性和私密性的检验,而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的立法逻辑难免会产生法律适用冲突。当行踪轨迹信息兼具敏感性和私密性时,应当依据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是否存有结构对称关系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以实现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融合贯通。

行踪轨迹信息的刑法界定与情节探讨

行踪轨迹信息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解释新增的个人信息类型,然而学理和实务对其研究涉及不多,导致在认定行踪轨迹信息时没有统一明晰的认识。因此,一方面需要对行踪轨迹信息在刑法中如何界定展开论述,梳理其保护法益,明确其特征要素,把握其范围外延,另一方面有必要对行踪轨迹信息相关的重要情节进行恰当解读,使其符合责任主义内涵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行踪轨迹信息”刑法差异化保护思考

行踪轨迹信息作为公民个人信息中较为重要的一类,刑法对其进行了差异化保护。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针对行踪轨迹信息重视不足、区分不清、说理不明的问题。行踪轨迹信息不仅具有公民个人信息的普遍属性,还具有人身利益的特有属性,具有刑法特殊保护的必要性。针对行踪轨迹信息,我们应当根据其属性科学厘定其内涵,并通过解释限制其外延。我们还应该通过完善前置法相关规定以对其进行更为全面的差异化保护。

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制度探讨

本文在探究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内涵的基础上,从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应遵循的原则和法制现状开展研究,认为疫情病例行踪轨迹是在传染病引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和政府信息的有机结合,兼具隐私、疫情信息和预警信息的特点,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特殊信息。结合当前法律法规对疫情病例活动轨迹发布的规定较为分散、原则性规定居多、落实难,且发布的前置条件待细化、发布内容的比例原则待落实、已发布的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删除难实现等问题,建议进一步统一完善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机制,细化疫情病例行踪轨迹发布的前置条件,进一步规范发布轨迹内容。

行踪轨迹信息的司法认定

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将行踪轨迹信息纳入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内,并对其设置了极低的入罪门槛,体现了《刑法》将行踪轨迹信息作为特别敏感信息予以保护。然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行踪轨迹信息与一般行踪信息、其他公民个人信息区分不清的现象。从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路径来讲,行踪轨迹信息应当具备特定自然人身份的可识别性、法益关联性、实时动态性,行踪轨迹信息应当为现实地理位置。从利用行踪轨迹信息行为的情节认定来讲,“被他人用于犯罪”中的“犯罪”一词应当从违法性层面来理解 ;行踪轨迹信息的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利用该信息的主观目的来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行踪轨迹信息的内涵探析

行踪轨迹信息所承载的法益是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属于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刑法对其持严格保护的态度,司法实践也应当对其严格解释,防止概念泛化。行踪轨迹信息不仅具有空间地理性、实时性和动态性的突出特征,而且具有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直接识别性的核心特征。获取行踪轨迹信息,除了通过现代定位技术之外,还可以通过人力跟踪、蹲守等方式,因而获取手段的技术性并非行踪轨迹信息的必有特征。

论刑事侦查中行踪轨迹信息收集运用的法律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敏感个人信息提出了更高的保护要求,且对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进行了特别规定,在此背景下检视刑事侦查中行踪轨迹信息收集运用的现状,可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不足。有必要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原则、精神和规定为指导,借鉴有益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法律规制:一是增强新型侦查措施的法律授权依据;二是提升调取证据措施的规范密度;三是建立相关保护机制;四是加强公安信息数据库查询的安全保障机制建设;五是构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制度。

行踪轨迹侦查的数字化面向、问题及治理

当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犯罪治理活动,行踪轨迹信息自身及收集方式便发生嬗变。一方面,行踪轨迹信息以数据为主要存储形式,范围种类丰富,部分承载着隐私权、财产权、数据权益。另一方面,向网络信息业者调取、在数据库查询、通过视频监控系统收集行踪轨迹数据日益成为一种常态化且效益显著的行踪轨迹信息收集方式。但行踪轨迹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未加以严格程序规范的收集会引致法律规范的越位、失位与缺位。对此,应当以基本权利干预程度为标准进行体系建构,将行踪轨迹信息收集措施分为任意型、强制型与监控型三类,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在适用目的、启动条件、审批程序方面构建程序规范。

行踪轨迹信息的法律保护意义

行踪轨迹信息对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之所以需要法律的保护,一方面是因为定位技术的发展使踪迹信息得以被记录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互联网平台为了解用户与调动线下资源而有意进行收集和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侵犯的风险。而当前的法律框架过分倚重用户同意、没有专门规制踪迹信息以及刑法本身的局限性,不足以对行踪轨迹信息提供完善的保护,有必要予以改进。但改进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保护数据的目标还包括促进数据的有效流通,否则互联网经济的效率就将受到损害。

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行踪轨迹信息的保护是在民事、行政法律未对该信息作调整的基础上创造性展开的。行踪轨迹信息是指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的自然人实时活动的地理位置信息。行踪轨迹信息应可识别自然人身份。行踪轨迹信息的载体应具有现代性与技术性。计量信息数量时,应考虑被追踪人的人数、信息内容变化等因素,计算主动获取的实时地理位置信息的数量。

论网络时代个人行踪轨迹信息的保护范围

随着步入信息时代,行踪轨迹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对个人的重要性毋庸赘述。考察我国现行制度,“行踪轨迹”“位置轨迹”的界定不够明晰,适用范围和对象受限,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亟须对行踪轨迹信息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并参考域外法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行踪轨迹信息”的司法界定提供借鉴。

侵犯公民个人行踪轨迹信息犯罪情节的认定

伴随着当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持续高发,有的甚至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行踪轨迹信息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属于“情节严重”;造成被害人死亡,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办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要发挥检察机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职能,精准研判证据,严格法律适用,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确保罚当其罪,有力保护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涉疫人员”行踪信息公开:困境与破解

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党和政府展现了强大的群众动员力和执行力,特别是政府创新性地公布确诊人员、疑似人员、密接人员行踪信息,为快速、高效打赢防疫攻坚战提供了信息保障。公布确诊人员、疑似人员、密接人员行踪信息,在有效提高寻找、排查、隔离确诊人员、疑似人员、密接人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发布主体不明确、公布内容不一致、公布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对此,政府应在发布主体层级化、公布内容具体化、公布程序合法化上下大力气,有效规避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切实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与水平。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专题入库参考案例解读

人民法院案例库围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门收录了21件入库案例,进一步统一了类似案件的裁判尺度。在入库案例的编选理念方面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罪刑均衡;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坚持综合治理,顺畅行刑衔接。本文所选取的7件代表性入库参考案例分别明确了涉公开个人信息案件的处理规则、行踪轨迹信息的认定规则、财产信息的认定规则、网络暴力型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定性规则、批量个人信息数量的计算规则,对类案审判具有参考、指引作用。

刑法视阈中的“公民个人信息”解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准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正确认定,可识别性和隐私性"两标准判断法"已经严重不适应信息时代的迅猛变化,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应坚持采用"要件特征判断法",将专属性、权利性、私密性、可识别性和应受保护性作为基本构成要件予以综合衡量。对敏感性强、事关个人安全的行踪轨迹信息,则更需实行特殊性保护,并且适用精细化的实质判断。